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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造的悲剧主要来自个人与其所在的世界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失调，这种不协调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表现为“大众的灾难”。人们首先要生存，要温饱，然后求得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基本的、合理的、正义的要求，都受到了强力的阻挠，几乎无一例外地变为非法的、有罪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小说旨在揭示人类的基本要求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其中所有悲剧性的角色，都成了僵死的制度和陈腐的观念的牺牲品。无论是默默的生存，还是发狂般的抗争，最后，他们都注定要担负不幸、失败和死亡。由悲剧所唤起的，未必都如亚里士多德式的怜悯和恐惧，或如高乃依式的赞美，它可以因悲愤而至于冷肃，达于非“净化”境界——对于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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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突出地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出色的文体家的存在。在十五篇小说中，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小说，不但以激进的民主思想和鲜明的反专制主题，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固有格局，而且以结构大于情节、空间大于时间等现代小说观念，以及富于独创性的美学风格，启示了大批的新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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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首次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同样具有开拓的性质。它所以变得重要，并不只是因为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可以省去研究者的许多查考的功夫，还因为它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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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学术著作评论和涉及的作品近二百部，鲁迅从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出发，阐述小说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小说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规律。他总是把小说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重视政治、宗教、社会风气对文学的影响。在总体上，他把握了作为东方文化和专制政体的产物之一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局限性，又不囿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发隐抉微，见解精辟。虽然，《史略》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学术建构，但由于著者具有宏放的眼光，能够以世界文学作为参考坐标，所以在夹叙夹议中间，一样闪烁着思想批判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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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一片赞誉之声，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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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严厉批评过的胡梦华，也著文称许它的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其中的讽刺性质和地方色彩，认为“不仅是时下一般小说家流所梦想不到的，从历史上找，也很难找得着可与比拟的人”。稍后，《京报副刊》以《一个俄国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为题，发表了《阿Q正传》的翻译者王希礼致曹靖华的信，说读了《呐喊》以后，“我很佩服你们中国的这一位很大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又说，“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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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的命运是寂寞的。然而，赞誉也罢、寂寞也罢，他都没有心思去计较这些了。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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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退潮了。战友解散了。所谓“兄弟”又如何呢？大红色的《呐喊》封面，赫然印着“周作人编”的字样，其实，《史略》的缘起，也都跟他有关系的。然而这一切，不都已经成了虚幻的“蔷薇的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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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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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彷徨》：悲剧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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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文！你今天下午还有事情要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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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在《法律评论》社做抄写、校对和发行工作。白天，他一面做工，一面到大学旁听。这一天，他下课以后，匆匆忙忙地折返报社，在东华门前，忽然听到叫他的熟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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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扭头一看，见是鲁迅，十分高兴，随即高声回答道：“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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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车子的跑得快，许钦文还留在东华门，鲁迅已经进了南池子的北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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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道到中央公园喝茶去，我等你！”鲁迅旋转身子大声喊道，到了南口，又补充说：“长美轩，或者来今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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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快步经过天安门，买了门票，先到长美轩一望，茶摊上已经坐满了人，只是不见鲁迅。他继续向北走，一转弯，果然有人远远地向这边招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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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招呼他坐下以后，让他在一旁喝茶，自己则拿着报纸默默地翻阅，等茶房走过，轻声说了些话，不久就送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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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报纸，鲁迅拿起一只包子，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很可以吃，不过我有一个就够了。”说着，用另一只手把盘子推到钦文的面前：“来，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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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吃完了一个包子，就又把报纸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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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多久，许钦文也把盘上的包子吃完了。这时，他才放下报纸，折拢，和茶桌上其余的报纸一起叠好，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元来压在报纸上，缓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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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从此，一直等候着登载这稿子的刊物能给我寄来。过了许久终于寄来了，可是并不是盼望中的那刊物，而是我寄去的稿子，还是原封不动的呢。我不灰心，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使我感到失望，但仍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到底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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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干什么呢?他不是也在课堂上说过的吗？”许钦文暗暗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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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不过，事情总是多方面的。我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虽然非亲非友，却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们写文章，总得有点新思想，总得发表点关于改革的意见，总得要让读者吸收点新知识。尤其是有为的青年读者，不满现状，渴望改革，总得设法给他们一点什么。编辑人员呢？本来是应该站在读者一边的，后来我明白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且不说其中还有相当保守的部分，惟恐出了乱子要敲破饭碗，因此总是编发一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即使是维新的，总也有所顾忌，因为编辑人员的上面还有总编辑和馆长、社长之类的老板，他们更要考虑到利害关系，害怕讽刺性的文章。如果触犯了有权势者，不但编辑的饭碗要打破，连刊物也要办不下去。当然，我们不会因此搁笔，仍然要写讽刺文章，仍然要揭破黑暗。不过要注意写得含蓄一点，不大刺眼。又要使明白的读者能够领会到。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文章投稿的就得多化一点心思，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不要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是等于白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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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边说，许钦文一边点头，“唔唔”地表示同感。其实，他心里还是在猜疑，先生为什么要邀他到公园里来说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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