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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许钦文如此认真地提起这个小说的小标题，鲁迅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是怎样猜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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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早就留了胡子，而且在机关里办公，从来不写这类男女私情的小说，所以做一个声明，还有，就是想拉我们青年人一把，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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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鲁迅笑着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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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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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已经在《附记》里写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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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看了我的小说，你才产生了写作的动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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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不过那小标题还是有一个‘拟’的问题，所谓‘拟’，首先是拟你的轻松的讽刺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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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作法，我原是从你那里学来，而且还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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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那篇小说，用的是个轻松的讽刺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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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儒林外史》的时候，不是强调这个方法，叫我们好好利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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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你没有听清楚‘轻松的’这三个字。自然，我不是说你的笔法已经很老练了，你年纪还轻，怎么可能老练呢？”鲁迅停了一下，说：“我也常常写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你的轻松，往往弄得很沉闷，我那《幸福的家庭》，你看写到后面，不就渐渐地沉闷起来，露出了本相——‘拟’不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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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自嘲似的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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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静默间，许钦文谈起了小说史的课程，说：“我总觉得你讲的不完全是中国小说史，甚至重点也不放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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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是的，如果只是为《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那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使大家明白，我们的老祖宗有许多乌烟瘴气的东西，非反掉不可。但这并不是几个人口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的，总要养成一大批能写的青年作家才好。要韧斗，要在文化上有成绩，非韧不可。但是旧势力也很韧，决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鲁迅一口气说下来，使劲吸了几口烟，又继续说，“为了那个小标题，《幸福的家庭》发表以后，就起来了一种‘广告’论，说是我那个小标题，是给你做广告的。‘广告’就‘广告’，算得了什么！但不久又起来一种‘同乡’论，这就很无聊了，说是我给你做‘广告’，是因为同乡的缘故。你看，无聊不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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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许钦文回答，他仰起脸，自顾自地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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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开水的过来，鲁迅要他把账算了，把一块银元交给那人，顺熟地打开小包裹，放进报纸，随手包好以后，余钱已经送来。他没有检点，顺手塞进衣袋，就站起身来往外走。许钦文发现，先生的动作分外敏捷，也许是突然想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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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砖塔胡同的极其简陋而拥挤的小房子里，鲁迅一共写出了十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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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祝福》和《幸福的家庭》，还有两篇小说：《肥皂》和《在酒楼上》。著名的讲演稿《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都是在这期间经他校正发表的。另外，还写了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校勘了《嵇康集》，编完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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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的出版完成了一种状态。以《祝福》为过渡，鲁迅的小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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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阶段主要取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为背景，人物大多是记忆中的农民，他们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意识，自私、保守、自大、蒙昧、麻木，在一个古已有之的封闭的社会里默默挣扎；而刚刚展开的小说创作，则多以受洗于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主角，虽然经济条件的改善仍然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但是使他们深感痛苦的主要是精神追求本身。因此，小说不再重在客观地描写社会现状，而着力表现个体心灵的差异、矛盾与分裂。如果说前者是“遵命文学”，倾注着人道主义的巨大的热情，那么后者的战斗意气已经退减了不少，由于个性主义的挫折和理想主义的幻灭，在刻画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不免掺入了作者自己的孤独与伤感。前者结构严谨，语言简朴，凝炼含蓄；后者的技巧方面圆熟多了，形式更富于变化、流丽、泼辣，且恻恻有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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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人生的严重关注，鲁迅从来未曾改变自己，但是在艺术上却不许有丝毫的重复。《肥皂》和《在酒楼上》是以两个历经改革风云的人物为中心构成的小说，其中一个类似戏剧，一个颇像抒情诗，格局是很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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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铭是一个具有高度认识价值的人物。在戊戌维新的浪潮中，他做过“奉旨改良”派。从前他极力提倡开学堂，后来竟称之为“胡闹”；他曾经攻击过反对女子的守旧派，结果大彻大悟，以为军人土匪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女学生是必须严办的。他是一个处于五四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反改革派，一面骂“鬼子”，一面将儿子送进“中西折中的学堂”；一面保存国粹，一面不用国粹的皂荚子而用肥皂；一面复古，一面崇洋；一面淫猥不堪，一面维护道统；一面统摄家政，一面非常“惧内”，可以因太太一顿斥诘而成“无告之民”。可怕的“二重思想”，是很容易为中庸之道统一起来的。其实，这两者都是国粹，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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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迅对四铭是无情的冷嘲，对吕纬甫则是有情的讽刺，在运动的冲击下，吕纬甫也曾经是一位“改革家”：到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曾几何时，往日的幻想、自信、敏捷、精悍，都已消磨殆尽，变得模模糊糊，敷敷衍衍，随随便便，做了教师以后，甚至连教ABCD或《女儿经》之类的新学旧学之争，也看得无可无不可了。然而，从另外的两件事情看来，却又未失其认真、严肃与热情。一是为了满足母亲的祈愿，回乡迁葬小兄弟的骨殖；二是为了补偿旧日的心愿，送给邻居顺姑以她喜爱的剪绒花。既然改革已经无望，这类的小事情有什么意义？何况小兄弟已经踪影全无，寻找的少女也久离人世了呢？难道只有借无聊的事情，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格、价值与潜能？有所体现又怎么样？倘使全然为了心的慰安，那么这又是何其渺小的满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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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楼上。酒，烟，对着窗外的废园，两个旧日的同学朋友就这样相聚在一起。“我”因懒散与怀旧的情绪而甘心于远行，吕纬甫则为无聊的事情而绕点小圈子。“我”说：“觉得旧乡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游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吕纬甫则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在这里，“我”和吕纬甫都是一个人，鲁迅只不过借了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而已。关于干雪与柔雪的抒情文字，一看就知道，那是后来的散文诗《雪》的精魂。他们或有所期待，或有所不安，无非是作者个人的苦闷彷徨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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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形象，当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譬如写于两年前的《端午节》，教书兼做官的方玄绰分明有着作者的影子，连“‘差不多’主义”也未尝没有鲁迅的思想在内的，但是，恼太太之无教育之类，又显然风马牛不相及。小说中的人物构成，其中一部分是意在回避副作用，另一部分则使用艺术上的夸张，特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尽量夸大，即运用所谓“性格反语”，以最强烈的自嘲和诅咒鞭打自己。这种憎恶与决绝的心情，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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