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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许钦文如此认真地提起这个小说的小标题,鲁迅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是怎样猜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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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早就留了胡子,而且在机关里办公,从来不写这类男女私情的小说,所以做一个声明,还有,就是想拉我们青年人一把,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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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鲁迅笑着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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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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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已经在《附记》里写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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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看了我的小说,你才产生了写作的动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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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不过那小标题还是有一个‘拟’的问题,所谓‘拟’,首先是拟你的轻松的讽刺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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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作法,我原是从你那里学来,而且还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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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那篇小说,用的是个轻松的讽刺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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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儒林外史》的时候,不是强调这个方法,叫我们好好利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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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你没有听清楚‘轻松的’这三个字。自然,我不是说你的笔法已经很老练了,你年纪还轻,怎么可能老练呢?”鲁迅停了一下,说:“我也常常写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你的轻松,往往弄得很沉闷,我那《幸福的家庭》,你看写到后面,不就渐渐地沉闷起来,露出了本相——‘拟’不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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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自嘲似的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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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静默间,许钦文谈起了小说史的课程,说:“我总觉得你讲的不完全是中国小说史,甚至重点也不放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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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是的,如果只是为《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那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使大家明白,我们的老祖宗有许多乌烟瘴气的东西,非反掉不可。但这并不是几个人口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的,总要养成一大批能写的青年作家才好。要韧斗,要在文化上有成绩,非韧不可。但是旧势力也很韧,决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鲁迅一口气说下来,使劲吸了几口烟,又继续说,“为了那个小标题,《幸福的家庭》发表以后,就起来了一种‘广告’论,说是我那个小标题,是给你做广告的。‘广告’就‘广告’,算得了什么!但不久又起来一种‘同乡’论,这就很无聊了,说是我给你做‘广告’,是因为同乡的缘故。你看,无聊不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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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许钦文回答,他仰起脸,自顾自地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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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开水的过来,鲁迅要他把账算了,把一块银元交给那人,顺熟地打开小包裹,放进报纸,随手包好以后,余钱已经送来。他没有检点,顺手塞进衣袋,就站起身来往外走。许钦文发现,先生的动作分外敏捷,也许是突然想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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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砖塔胡同的极其简陋而拥挤的小房子里,鲁迅一共写出了十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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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祝福》和《幸福的家庭》,还有两篇小说:《肥皂》和《在酒楼上》。著名的讲演稿《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都是在这期间经他校正发表的。另外,还写了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校勘了《嵇康集》,编完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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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的出版完成了一种状态。以《祝福》为过渡,鲁迅的小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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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阶段主要取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为背景,人物大多是记忆中的农民,他们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意识,自私、保守、自大、蒙昧、麻木,在一个古已有之的封闭的社会里默默挣扎;而刚刚展开的小说创作,则多以受洗于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主角,虽然经济条件的改善仍然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但是使他们深感痛苦的主要是精神追求本身。因此,小说不再重在客观地描写社会现状,而着力表现个体心灵的差异、矛盾与分裂。如果说前者是“遵命文学”,倾注着人道主义的巨大的热情,那么后者的战斗意气已经退减了不少,由于个性主义的挫折和理想主义的幻灭,在刻画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不免掺入了作者自己的孤独与伤感。前者结构严谨,语言简朴,凝炼含蓄;后者的技巧方面圆熟多了,形式更富于变化、流丽、泼辣,且恻恻有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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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人生的严重关注,鲁迅从来未曾改变自己,但是在艺术上却不许有丝毫的重复。《肥皂》和《在酒楼上》是以两个历经改革风云的人物为中心构成的小说,其中一个类似戏剧,一个颇像抒情诗,格局是很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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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铭是一个具有高度认识价值的人物。在戊戌维新的浪潮中,他做过“奉旨改良”派。从前他极力提倡开学堂,后来竟称之为“胡闹”;他曾经攻击过反对女子的守旧派,结果大彻大悟,以为军人土匪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女学生是必须严办的。他是一个处于五四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反改革派,一面骂“鬼子”,一面将儿子送进“中西折中的学堂”;一面保存国粹,一面不用国粹的皂荚子而用肥皂;一面复古,一面崇洋;一面淫猥不堪,一面维护道统;一面统摄家政,一面非常“惧内”,可以因太太一顿斥诘而成“无告之民”。可怕的“二重思想”,是很容易为中庸之道统一起来的。其实,这两者都是国粹,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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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迅对四铭是无情的冷嘲,对吕纬甫则是有情的讽刺,在运动的冲击下,吕纬甫也曾经是一位“改革家”:到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曾几何时,往日的幻想、自信、敏捷、精悍,都已消磨殆尽,变得模模糊糊,敷敷衍衍,随随便便,做了教师以后,甚至连教ABCD或《女儿经》之类的新学旧学之争,也看得无可无不可了。然而,从另外的两件事情看来,却又未失其认真、严肃与热情。一是为了满足母亲的祈愿,回乡迁葬小兄弟的骨殖;二是为了补偿旧日的心愿,送给邻居顺姑以她喜爱的剪绒花。既然改革已经无望,这类的小事情有什么意义?何况小兄弟已经踪影全无,寻找的少女也久离人世了呢?难道只有借无聊的事情,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格、价值与潜能?有所体现又怎么样?倘使全然为了心的慰安,那么这又是何其渺小的满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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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楼上。酒,烟,对着窗外的废园,两个旧日的同学朋友就这样相聚在一起。“我”因懒散与怀旧的情绪而甘心于远行,吕纬甫则为无聊的事情而绕点小圈子。“我”说:“觉得旧乡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游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吕纬甫则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在这里,“我”和吕纬甫都是一个人,鲁迅只不过借了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而已。关于干雪与柔雪的抒情文字,一看就知道,那是后来的散文诗《雪》的精魂。他们或有所期待,或有所不安,无非是作者个人的苦闷彷徨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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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形象,当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譬如写于两年前的《端午节》,教书兼做官的方玄绰分明有着作者的影子,连“‘差不多’主义”也未尝没有鲁迅的思想在内的,但是,恼太太之无教育之类,又显然风马牛不相及。小说中的人物构成,其中一部分是意在回避副作用,另一部分则使用艺术上的夸张,特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尽量夸大,即运用所谓“性格反语”,以最强烈的自嘲和诅咒鞭打自己。这种憎恶与决绝的心情,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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