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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要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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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新认识的几个小青年是有为的、向上的，这就有了足够可以与数打以牟利为目的的书店老板相抗衡的资本！目前，中国的翻译力量太薄弱了，而翻译苏俄文学的简直就是空白！恰好，这群小青年是专事这个方面的，如果能让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小小队伍，那么，不但于解救他们自己是必要的，而且将大有益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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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在编印着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现在他想，可以把《未名丛刊》从中移出，由素园他们几个人自办。稿子是自己的，另筹一笔印费，就可以开始。反正出版者和读者都不喜欢翻译书，以前和现在并不两样，于是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向李小峰提出来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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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夏季的微凉的夜晚。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一起，到鲁迅家里谈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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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间，鲁迅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筹办时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接着，又谈起几位译稿的出版困难的情况。青年们觉得，由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时候，鲁迅向他们谈了预先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说很好，于是便开始认真计划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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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商议的结果是先筹起能出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的资本，估计大约需要六百元，在座的三人和韦丛芜、曹靖华各筹五十，其余的由鲁迅负担。虽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组织，但是并没有设立什么名目，也没有什么宣言或章程，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地做下去。后来，由于对外必得有名，这才根据已出的丛书来命名，叫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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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文学社，社址就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实际就是韦素园住的一间破旧而潮湿的小房子里。然而，直到第一本书出版了，社里的招牌还没有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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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这小屋称为“破寨”，到北大上课完后常常遛到这里来。寨者，山寨也，不无“落草为寇”的意思。后来，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而被攻击为“学匪”，真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不知道，鲁迅从来就有一种“土匪意识”，所以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居室名为“绿林书屋”，用以回敬那些御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与“官”是对立的，他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在信中，还曾对他最亲爱的人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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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来到“破寨”里就谈天，方便时也就在这里吃饭。学生公寓里的饭菜并不好，但他只是照样吃，添点菜反倒使他极为不安。爽快，平易，随便，或许这多少还掺合了一点过去与起义者在一起厮混时的“匪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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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谈话，是在老虎尾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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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健谈，谈到写作、翻译、编辑一类事情，往往能够针对听者的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听了很能启发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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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读书，他多次强调说，范围一定要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学识。他还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说他当年学的医学对他是有益无损的。他说，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但是又要避免过多的影响和局限，不要钻牛角尖，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他指出李霁野写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脸面》，就有安特莱夫的坏的方面的影响。还有韦素园，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虽然对他的才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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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起怎样写作，他详细地述说了做小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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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平时偶有一点想头，便先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待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片段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仔细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删。最后还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顺畅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就是恋爱和自然，在必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也不欢喜大段的描写，最多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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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骂人，他也经常谈到，以为在他是难以避免的。遇到虚伪、卑污、令人作呕的世态，心里有悲愤便非吐不快。自然，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下社会的嘴巴罢了。然而，社会的冥顽，又是他常常叹息着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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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家译文的生硬，他总是说，能有不先苦涩的果实吗？哪里有一生下来就成为大人的人呢？送给他看的译稿，只要有觉得费解的地方，他总是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稿子里，见面时拿出来商酌。他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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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编书，所以他也还会讲授一点小经验，如字的长体扁体以及标点符号之类。他经常说，不要怕做细小事，这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不让读者上当，也是他常说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的，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他嘱咐说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订阅的人不多，赠送也都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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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往往一谈几点钟而毫无倦容。青年知道他写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谈说一阵也便告辞了，这时，他就会说，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天，挽留大家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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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这些待客。有一回，当打开盛小花生的铁盒而恰巧空无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这次权且演一回‘空城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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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作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翻译的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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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国，恃着固有的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走到将要灭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厨川白村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给予直接的猛烈的攻击。为了针砭国民的“自大病”之故，连本国所有的功绩都故意抹杀了。对于他的这种批评态度，以及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国民性弱点的观点，鲁迅是有着实获我心之感的。惟独书中有一篇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声明舍去不译。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政治家应该对文学有深切的了解，与文学家相亲近。鲁迅认为道理上是不错的，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谈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者的接近，在北京这地方也常有，许多政治上的丑态恶行，都被文士们给遮掩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互相利用，距离厨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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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中，这本书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结果大出所料，开头一两天才卖去几本。书生做生意并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犊，于是想了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这样才渐渐地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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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未名丛刊》还出版了十余种译作，“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苏联文学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来，鲁迅和周围一小群年轻的“匪徒”并不是盲目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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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以前的“北新”时代，经过鲁迅编校，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册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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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论争的结集，共收不同文学团体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另外，还附录了长篇论文《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的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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