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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间,鲁迅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筹办时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接着,又谈起几位译稿的出版困难的情况。青年们觉得,由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时候,鲁迅向他们谈了预先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说很好,于是便开始认真计划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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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商议的结果是先筹起能出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的资本,估计大约需要六百元,在座的三人和韦丛芜、曹靖华各筹五十,其余的由鲁迅负担。虽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组织,但是并没有设立什么名目,也没有什么宣言或章程,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地做下去。后来,由于对外必得有名,这才根据已出的丛书来命名,叫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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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文学社,社址就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实际就是韦素园住的一间破旧而潮湿的小房子里。然而,直到第一本书出版了,社里的招牌还没有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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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这小屋称为“破寨”,到北大上课完后常常遛到这里来。寨者,山寨也,不无“落草为寇”的意思。后来,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而被攻击为“学匪”,真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不知道,鲁迅从来就有一种“土匪意识”,所以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居室名为“绿林书屋”,用以回敬那些御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与“官”是对立的,他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在信中,还曾对他最亲爱的人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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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来到“破寨”里就谈天,方便时也就在这里吃饭。学生公寓里的饭菜并不好,但他只是照样吃,添点菜反倒使他极为不安。爽快,平易,随便,或许这多少还掺合了一点过去与起义者在一起厮混时的“匪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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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谈话,是在老虎尾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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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健谈,谈到写作、翻译、编辑一类事情,往往能够针对听者的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听了很能启发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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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读书,他多次强调说,范围一定要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学识。他还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说他当年学的医学对他是有益无损的。他说,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但是又要避免过多的影响和局限,不要钻牛角尖,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他指出李霁野写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脸面》,就有安特莱夫的坏的方面的影响。还有韦素园,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虽然对他的才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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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起怎样写作,他详细地述说了做小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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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平时偶有一点想头,便先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待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片段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仔细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删。最后还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顺畅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就是恋爱和自然,在必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也不欢喜大段的描写,最多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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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骂人,他也经常谈到,以为在他是难以避免的。遇到虚伪、卑污、令人作呕的世态,心里有悲愤便非吐不快。自然,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下社会的嘴巴罢了。然而,社会的冥顽,又是他常常叹息着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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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家译文的生硬,他总是说,能有不先苦涩的果实吗?哪里有一生下来就成为大人的人呢?送给他看的译稿,只要有觉得费解的地方,他总是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稿子里,见面时拿出来商酌。他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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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编书,所以他也还会讲授一点小经验,如字的长体扁体以及标点符号之类。他经常说,不要怕做细小事,这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不让读者上当,也是他常说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的,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他嘱咐说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订阅的人不多,赠送也都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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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往往一谈几点钟而毫无倦容。青年知道他写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谈说一阵也便告辞了,这时,他就会说,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天,挽留大家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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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这些待客。有一回,当打开盛小花生的铁盒而恰巧空无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这次权且演一回‘空城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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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作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翻译的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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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国,恃着固有的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走到将要灭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厨川白村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给予直接的猛烈的攻击。为了针砭国民的“自大病”之故,连本国所有的功绩都故意抹杀了。对于他的这种批评态度,以及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国民性弱点的观点,鲁迅是有着实获我心之感的。惟独书中有一篇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声明舍去不译。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政治家应该对文学有深切的了解,与文学家相亲近。鲁迅认为道理上是不错的,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谈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者的接近,在北京这地方也常有,许多政治上的丑态恶行,都被文士们给遮掩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互相利用,距离厨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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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中,这本书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结果大出所料,开头一两天才卖去几本。书生做生意并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犊,于是想了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这样才渐渐地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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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未名丛刊》还出版了十余种译作,“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苏联文学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来,鲁迅和周围一小群年轻的“匪徒”并不是盲目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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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以前的“北新”时代,经过鲁迅编校,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册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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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论争的结集,共收不同文学团体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另外,还附录了长篇论文《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的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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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任国桢是北大俄文系学生,听过鲁迅讲授的小说史课。虽然通信不多,见面也只有一次,但是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的。译稿收到以后,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紧张而认真的校订。他知道,关注苏联文艺现状的,决不止于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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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他为《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一篇前记。其中,着意指出该书的现实意义,认为任国桢的翻译,“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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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参加论争的“列夫”派的沿革和主张。这种明显的偏爱,并非由于鲁迅熟悉这一派的主干,曾经在北大任教的铁捷克的缘故。在任国桢译介的三个文学派别当中,“在岗位上”派声称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应当享有领导权,排斥和打击“同路人”作家,颇有惟我独革、定于一尊的味道,在理论上具有严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红色处女地”派则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强调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多少轻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价值,主张直觉对艺术意图的渗入,从而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宁可选择近于“中间派”的“列夫”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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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顾了“列夫”的前身“印象派”向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等“特殊的艺术”开火,以及演变为“未来派”以后,更为猛烈地攻击旧的生活组织的历史,以赞赏的笔调指出,他们是“改革者”,在俄国政府的高压下,“依然继续奋斗”。嗣后,其左翼派“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这就是“列夫”的起源。鲁迅这样概括“列夫”派的主张:“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以他从既有的材料中所意识得到的“列夫”派的理论,同他个人一贯主张的艺术为人生,反对固有传统,注重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颇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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