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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爱情问题上，比起鲁迅，许广平要勇敢得多。对于社会压力，相信她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但是不要忘记，她的背后耸立着一个大家族。那些族中的长辈会同意她做这样的选择吗？她能够对付来自亲缘方面的压力吗？恋爱的感情是热烈飞扬的，将来慢慢沉淀、冷却下来，她会起怎样的变化？满足了，还是依然不满？到了那时候，即今的有力的翅子会不会停止了扇动？如果从群体斗争的环境中脱离出去，还会如从前的激扬奋发吗？可怕的是精神的蜕变。而且，人生在世界上，经济问题始终是那么严峻。前些时到学校里讲说娜拉，要点就是经济权。她年轻，她想过吗？是不是有很充分的准备？如果将来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凭什么维持生计呢？而今官是丢了，就教书吗？还是写作？除了这两种活计，其实你自己什么也不会做。那么她呢？让她在家里呆着，还是分头做事？难道那是可能的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终于以牺牲他人作为你的梦幻的结束？倘使真的那样，你不会感到悔恨和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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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同居的破屋。老东西。小东西。加厚的雪花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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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向他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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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以手记的形式，描写一个小家庭的悲惨的结局。子君是一个个性主义的奉行者，她无视于亲属的反对和旁人的蔑视，同所爱的涓生同居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确，她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同居以后，她什么书也不看，只是忙她的家务，仿佛全部功业都建立在吃饭之中。但不久，涓生失业了，吃饭于是成了问题。为了免得一同灭亡，涓生考虑再三，只好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是子君万万没有料到的，她终于由她的父亲接了回去，在严威和冷眼中走所谓人生的路，直到它的尽头——一个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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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遗嘱。一个字也没有。然而，她却留下了几十枚铜元——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在不言中，教涓生能借此维持较久的生活。子君的灵魂是美丽的。她的失败，在于她始终没有自觉到人生的第一着是求生；在求生的道路上，既不能携手同行，也不能奋身孤往，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追求一个凝固的幸福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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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涓生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清醒地写道：“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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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端于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借涓生的自剖，鲁迅表白了内心深挚的爱情，但同时又一次照见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作为对个人前途的预想，他不无疑惧，但作为对同代人的命运的启示，却又是相当明确的：不要耽于“自由、平等、独立”一类洋鬼子的学说，任何高妙的理想，都必须同中国的实社会联系起来。只有成为自觉的追求者和奋斗者，才可能在环境的严酷的压迫下，开辟出新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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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和《伤逝》，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事业和爱情的悲剧。两个作品一写孤独，一写同行，通行人生正负两极状态的多层面的描写，集中了鲁迅对于人生问题的感情体验与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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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姐妹篇，它们是连续完成的，而且完成得很快。虽然《伤逝》酝酿有年，在与许广平接触之前就开始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而真正写作只用了四天。在他个人的创作史上，这种速度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小说，写讫即发，惟有这两篇在结集前没有单独发表过。至于理由，除了鲁迅本人，自然谁也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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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痛打落水狗”·信的纠葛·诺贝尔文学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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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奉倒段”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刻，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穷寇勿追”的论调，在知识界，且大有流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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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在1925年12日1日《京副》发表《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说现在对章士钊的批评，“似乎是打死老虎”。同月，周作人在《失题》中说：“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的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则也说章士钊“是一个‘代表无耻’的政客，很值得努力地攻击”，但又说，为保持“体统与身分”，“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勾销旧账，“对段、章及其他诸君子拱手曰，‘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其实一个月以前，他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便已提出“费厄泼赖”的口号，说：“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种调和、妥协的态度，还可以推算到更早一些时候，例如6月间作的《黑背心》，就有“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一类的表白。接着，林语堂在《语丝》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关于“费厄泼赖”的提法十分赞赏，主张积极提倡“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他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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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过，他的心里有“两个鬼”潜伏着，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在《条陈四项》里，他总括自己“恐怕还多一点绅士气”。这种气味在林语堂身上就有，用他的话来说，大约也就是“哈佛腐儒的俗气”吧？不过，在女师大斗争中，他们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是相当勇猛的。只是越是到了后来，甚至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他们的绅士意识越是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原来所具的“流氓”与“土匪”精神，反倒大大消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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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厄泼赖，原系体育及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英国曾经有人提倡将这种和平竞赛的精神施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绅士应有的道德涵养。认真说起来，这也算不得什么舶来品，在此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有类似的教训，曰“仁恕”，曰“中庸”，曰“犯而不校”，只是名目不同罢了。但是，在有许多二重道德的中国，提倡所谓的“费厄泼赖”，其结果只能保护恶势力，使改革者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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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如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正是以这一点倾败的，论者却以此常常责备他们“疾恶太严”、“操之过急”。近日的民国的先烈，如王金发捉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因为“咸与维新”之故将他释放了，可是此后，不正是他成为袁世凯捕杀王金发的有力的策动者吗？当刘百昭殴拽学生的时候，现代评论派中谁也不说一声“费厄”，何以偏偏在女师大恢复以后，便有人如此地大叫大嚷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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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觉得，现在仍然需要战斗，如果把“费厄泼赖”当作一面旗帜挥舞，那是十分危险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好好的一场恶斗，难道只是为了最后的握手言欢？如果这样，那许多无辜者和革命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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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上说，“费厄泼赖”也不是什么个人的主张，虽然他深知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弱点。国民的劣根性，潜隐在知识者、思想者、改革者的身上，这是最可虑然而又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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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血的教训在前面，而且，肯定还有无数血的游戏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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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鲁迅写成《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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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以中国的“特别国情”，要实行“费厄泼赖”为时尚早。自然，现在也非绝不可行，但也得看清对手，视情而定。总之，狗性是不大会改变的。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骑墙之叭儿尤非痛打不可。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结末说：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对于这篇以同辈和青年的血写成的文章，鲁迅是颇为自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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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向读者介绍杂文集《坟》时，曾经特别指出，这一篇“可供参考”。或许，这也可以算是他向国民党进的忠告。后来到了厦门，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宏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沈兼士希望他以这层意思提醒众人，他表示同意，于是积极准备发表言论的机会。及至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果然再度提起该文，不过那已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对革命左派的警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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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以后，在知识界迅速引起反响。有人认为，它是“一部革命痛史”，“青年运动的指导书”，“任何一个含有生命力的中国青年，似乎有一读的必要”。自然，也有不以为然，指责它太欠大度和宽容的。至于深恶而痛绝之者，也当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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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直接批评的林语堂本人，对鲁迅精明的辩证和韧战的态度却深为佩服。1926年1月，他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在《京副》发表。这种悔过的态度，很招惹了一些人的非议，为此，他又写了一篇《打狗释疑》，说：“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的话。”在《“发微”与“告密”》中还写道：“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他连续写下《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一组文字，支持“打狗运动”。他说：“应自今日起，使北京叭儿狗，老黄狗，螺丝狗，策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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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是切近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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