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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陈源加给他的罪状非常关心，尤其是所谓的剽窃，大家都急于知道他是怎样辩解的，他的笔战所向无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一回却疑心他要败北了。《语丝》出版的当天，发售处就像开盛会一样地挤满了人，刊物一到便立刻被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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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取“不是信”为题，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满于周作人的信来信往，示人以弱；二是讽刺陈源、徐志摩之流故用私人通信的形式，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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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对陈源所设的各种罪案逐条加以驳正。关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声明说，盐谷氏的书确系参考书之一，但又说明了其间的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由于陈源在西班牙作家塞文狄斯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两处闹了错误，所以他接着说：“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出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防创造。”上流人物特别爱面子，像这样的常识性错误本是不该犯的，经鲁迅这样翻手一拨，尊容便给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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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是紧跟着的一段奇文：“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明白背景的人都知道，“有人”者同样是针对陈源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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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的恋人凌叔华抄袭小说图画的作法，不久前已为别的读者所揭发。陈源曾在《现代评论》和《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又说，“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陈源的一束通信原是由周作人带出关于鲁迅的“专论”的，在鲁迅看来，实在同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那么，对不起，请君入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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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周专号”刚刚出版，徐志摩便惴惴然，害怕自己被周氏兄弟咬住不放。第二天，他写信给周作人，表示“十三分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要求周作人劝说鲁迅“休战”。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时希为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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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写《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种不良的预感了。“你平空打一下罗马人，你发现一个野兽。”此前，鲁迅对他的几回“嘲弄”大抵是旁敲侧击，倘若这次被激怒了，向他发起正面的进攻来，以他仅有的一点才子气能抵挡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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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他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题目底下，大声呼吁说：“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不该如此“混斗”，“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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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也央人向鲁迅和周作人求情，希望不再论战下去。因为他的未来的丈人看见不少骂陈源的文章，以为他不是好人，有中断他们往来之意，这不免要使他慌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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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鲁迅估计错了。他这个人，根本不需要上流人物的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猫算什么呢？只因为吃了他的隐鼠，他就要复仇。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打得它垂头丧气。几十年过去，并没有改变这种仇猫心理，可以设想，任陈源、徐志摩怎样咪咪地善于哀求，他也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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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能“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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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鲁迅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说过：“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你要“带住”了，我也就一定“带住”吗？还不能这般地谨听指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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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正声明道：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李四光说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虽然是出于攻击，但多少也透露出一点他的韧战精神。譬如为徐志摩所艳称的陈源的“家事”，鲁迅就讥讽过两回，先是在《有趣的消息》里作直接的叙述，以后又含蓄地写进《坟》的题记里，说：“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只要这样，我也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陈源用极下流的流言诬蔑女性，徐志摩却吹捧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是何等模样的“忠贞”呢？鲁迅偏要撕掉他的假面，打碎他的臭架子。平时，这些文人学者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临末，还有一条义正辞严的逃路。必须堵截他们，将他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他们的漂亮的外套抛到“臭毛厕”里去！假使他们真的知道自己身上也有鬼，能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话，或许可以“带住”，但是，要他们改悔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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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描写过这样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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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投枪。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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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太平”，不闻战叫，他一样举起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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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仅仅出于个人或集团的考虑，也许中途就得放下武器，至少也当歇息一些时。但是，鲁迅太不自量了，就像神话中的逐日的夸父一样，不管距离如何，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中国。以中国之大、鬼魅之多，凭一个人的有限的时光是可以对付得了的吗？他的恋战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一种身心交瘁的状态。所谓“争天拒俗”，他实在争得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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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有与世无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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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通过本国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前往蒙古、新疆的沙漠地区作调查旅行。他的要求未被全部采纳，但以中国学者一同参加为条件，成立了西北考察团。北大教授刘半农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与斯文赫定谈判。谈判期间，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推荐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他提名鲁迅，斯文赫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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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托请台静农写信给鲁迅，征求他的意见，不料他的答复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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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信说：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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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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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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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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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是不是太孤僻太执拗了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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