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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距课室不远，如果上课，必须走九十六级的石阶，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了。他幽默地告诉朋友说，简直是“收拾光棍”。住在这里，喝开水也很不容易，不过他改变了策略，抽烟而少喝茶，也就勉强可以做到与环境相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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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的课时本来不算多，但加在身上的别的工作却太繁：本校季刊的作文，本院季刊的作文，指导研究员，诸如此类，实在很够做的了。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使他看得心烦。他曾经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因为看这类书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自己是印不起的，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但是到了这里以后，看过情形，只得将印《汉画像考》的想法取消了。即使单是拿出去一本《古小说钩沉》，他们也未必给出版的，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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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虽是《语丝》的同人，却是胡适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凭感觉，似乎也都是顾颉刚推荐的，大同小异而更浅薄，语言无味不足算，夜间还唱留声机，咿呀呀的梅兰芳之类，那是足够讨厌的。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不过这也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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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种很特异的现象，就是这里的人很欺生，因为是闽南，所以把他和南来的教员称为“北人”。被称作“北人”者，在他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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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通，消息闭塞，加以饭菜之坏，虫类之多，都无处不在提示：此地不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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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以后，他迁居到号称集美楼的一个四无邻居的大房间里去。一来离开了周围的那些无聊人，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二来到平地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级，这就很值得庆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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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换一处居所就可以叫人兴奋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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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房的当天，就有两件事令他气愤难耐。其一是房间里无一件器具，向办公室要罢，襄理黄坚故意刁难，要他开账签名。小小襄理的位置，直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仗权势，胡作非为。他平日便看不起黄坚，遇到这事情，不禁大发其怒。怒气发过以后，器具便有了，又添了一张躺椅，且由总务长亲自监督搬来。还有一件，足见校方用钱的悭吝。因为房中有两只电灯，电机匠便来取走其中的一只，其实对于一个教员，多少一只灯泡又何必如此计较呢？灯泡宝贝似的被拿走以后，连电路也忘了关闭，直到由自己发现了把人叫回来，才给粗率地关上，真是麻木到了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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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抚慰远方的恋人，他在迁居的当晚写信道：“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像他这样一个备受刺激，且又容易激动的人，实在没有安定的可能。虽然时有学生来谈，涓涓情谊，又如何浇得透心灵深处的大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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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当他回忆起居处楼上的这段日子，字里行间犹有一股逼人的冷气：……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在这样的境遇里，许寿裳还得让他谋职，他有什么办法呢？到厦大的第四天，他就很失望地告诉许寿裳说：“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及至一个月后，他又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对于在京时的教学生涯，尤其是在女师大中的紧张战斗的日子，是很可使他怀恋的。所以，几乎在同一时候，他给许广平的信中重复了同样感慨的话：“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须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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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何等地吸引人又折磨人的事情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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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打算同许广平分头单干两年的，现在，他已经明显地感觉打熬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改变计划：一年！至多敷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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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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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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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东出发，主攻目标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前锋于7月11日攻克湖南首府长沙，8月占领平江和岳阳，10月10日夺取了整个武汉。短短三个月内，革命战争的烈焰遍及长江流域，吴佩孚的主力已被击溃，一个全新的军事政治格局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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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北伐革命军攻下汉口，包围武昌的时候，鲁迅来到厦大。在沉寂的生活中间，这个消息恐怕是惟一可以给他鼓舞的了。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此后，还经常不断地传递着有关这方面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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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厦门市区的阔人纷纷搬进号称“万国公地”的鼓浪屿里来，因为他们以为革命军一来，马上就要“共产”了。这种气氛，使鲁迅自然回忆起民元的日子。多少梦想，都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告破灭了，但愿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复成为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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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的精神状态，加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双十节的一天，看国旗在庄严的仪式和万岁的呼声中徐徐升起，他的灵魂也随之猎猎高扬起来。在校内，有演说，运动，放鞭炮，所有的活动都充满活力，使他欢喜非常。厦门市上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要等官方的吩咐，才迟迟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北京的人，似乎是厌恶有这样的一天似的，沉沉如死。这里人民的思想则很不同，在他看来，实质上是属于国民党一边的，并不老旧，所以双十节才过得像一个节日。他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乃至对鞭炮也产生了恶感，奇怪的是，这回竟觉得实在有点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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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面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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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刚刚带领学生游行回来，便写信告诉鲁迅说，那边的人民是冒雨庆祝的，到处舞狮助兴，锣鼓喧天，商人燃放大炮竹，比较北京只挂一面国旗是热闹得多了。而且在那里，五色旗已被取消，国旗代以一色的青天白日，气象是很可快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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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北伐战争是他与中国社会的最富有生机的联系，是他自五卅运动高扬起来的政治意识在新时期中的衔接点。因此，纵使远离了斗争的环境，甚至不时感觉到无可诉语的寂寥，他仍然能够从整体上保持一种饱满的状态。他对“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一类论调最反感，当政治问题足够构成影响中国国民命运的最迫切的问题时，为什么要回避呢？他以为，在这时候标榜所谓的“超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耻辱。难道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一律为之造吗？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军阀吴佩孚分别是中国的革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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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在悄悄地培植个人势力，等待机会给中国革命以毁灭性的打击。居漫天幕中，鲁迅当然难以识辨，即使已经知道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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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判断不是容易的。尤其是中国式的政客，由于几千年频繁的权力斗争的经验而被培养得格外阴柔。热情和轻信不是错误。反革命的得计，只是因为伪装得太好了，何况时势总是在掩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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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北伐战争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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