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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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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他神往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他的“害马”。但是，机会来到以后，他竟迟疑着不敢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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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早就有了离职之意，而且有过想到广州，联络投奔革命的创造社，进一步打击研究系的“野心”的，他所以彷徨无计者，为人，就只怕自己一走，林语堂要立刻被攻击。从北京到厦门不过两个月，无论是校方的聘书还是私人的合同，期限都还未满。想到林语堂在校做事的勤勉和对故乡的热心，他就感到歉疚。对于自己的南来，他知道林语堂是颇费周折，而且期许甚高的；到来以后，一家人也颇为自己的生活操心。前些时候被黄坚的举动所激怒，他曾一度辞去研究教授的兼职，因为听说林语堂为此一度睡不着觉，这才将辞意取消。而今，难道就可以绝裾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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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自己的感情尤其好，到课堂里听讲的人数最多，不但是国文系的全部，而且还包括英文和教育系的。惟恐在这里住不惯，有几个本地的学生甚至星期天也不回家，预备自己会到市上去玩，他们好一块陪去作翻译。这样，怎么能走呢？每想起这些就使他感到不安。大事情他可以应付裕如，可诧异的是，却能为这样的小问题所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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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自己这一面，所虑的是功课太多，倘使孙伏园也到了广州办副刊，做文章一定也万不可免。这时，他已经确信教书与作文是势不两立的了，况且，受了高长虹的打击，他便决计不再被人利用来做工具。根据孙伏园亲历的和报上披露的情况看，广州的局面好像也有点可虑，如果政府移至武昌，熟人随之离粤，则不但不能实行自己已有的大计划，恐怕连经济来源也将成了问题。更何况，自己根本不是搞行政方面的材料，治校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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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许广平的去向，成了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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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母校以后，她被校长廖冰筠聘为训育主任兼舍监，负责学生的思想和管理工作。鉴于环境的复杂性，她没有公开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却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开展同右派学生的斗争。学校的学生会为右派所把持，在未经校方许可的情况下，曾单方面推选参加广州学联的代表，从而引起纠纷。为此，许广平同左派的校长和教职员一起进行坚决抵制，开除了两名反动骨干分子。“树的派”于是纠集起来散发传单，扬言罢课，要挟校方收回成命。他们直呼校长为“反革命”，发出画有短剑和手枪的恐吓信；对于许广平，也同样抱着敌视的态度，背后骂她是“共产党走狗”。考虑到校长的软弱和改革无望，她决定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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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适值有人介绍她到汕头做妇女部长，她便将情况告诉了鲁迅，虽然行止未定，毕竟表态说“以去汕成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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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感到很为难。倘使“害马”真的他去，那么虽到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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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下来，就等于下决心继续忍受各方面的压力，物质的，精神的。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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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章廷谦去信说：“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相当多的教授，惟校长的喜怒是瞻，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据鲁迅的观察，顾颉刚是反对国民党的。他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俨然学者，不问外事而专一看书，其实都是假象。单是他所安排的羽翼，就有七人之多，而且携眷而来，大有江山永固之概。最可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他说鲁迅是“名士派”，散布不少不利于鲁迅的流言，鲁迅是知道的。初来厦大时，他曾经在林语堂面前反对章廷谦来校任教，但写信给章廷谦时，却又说“事已办妥了”，这种虚伪圆滑，专用手段的做法尤为鲁迅所不满，鲁迅知道，他无非是害怕章廷谦与自己相亲近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才极力加以排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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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想在这里挣帝王万世之业，本来这一切都尽可以一笑置之，然而他总是放不下，有时候想起来颇气愤。他向许广平吐露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他有一种天生的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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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官地，厦门是商地，厦大当局则既官且商。校长是尊孔的，但又很看重金钱，因为在教授们的身上投资不少，便汲汲乎要收获些经济实效。林语堂窥知此隐，所以极力张罗，以国学院的名义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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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之前，沈兼士要鲁迅将所藏的碑碣拓片拿去陈列。他答应了。房子里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他见摆不下那么些古董，便伏着身子，把它们摊在地面上慢慢选出。待拿到会场时，除了孙伏园自告奋勇帮助陈列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师生俩只好一起穷忙，高处还得在桌上加放椅子，由鲁迅亲自站上去。弄到中途，黄坚竟然硬把孙伏园叫去了。沈兼士看不过去，便跑过来帮忙，因为喝了一点酒，跳上跳下，连累晚上大吐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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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知道了这情况，揶揄他说：“一点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说开展览会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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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可笑吗？还有可笑的呢。”鲁迅回信时，果然又说了些展览会上的乌七八糟的情形：国学院考古导师陈万里将他所拍的几张古壁画照片陈列起来，说是与“考古”有关，此外还有牡丹花，北京夜景，刮风和苇子之类。莫名其妙，然而谁也不觉得可笑。还有国学院从商科借的一套历代古钱，大半是假的。鲁迅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便又建议标明“古钱标本”，也不见实行。后来如何呢？结果是看这假古钱的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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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没有办法，留在厦大就得吃些这样大大小小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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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还遭遇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到南普陀寺讲经的太虚和尚，一个是到厦门演说的马寅初博士。对于他们，厦门大学是极备欢迎的。不料，鲁迅上午在信里说了佛教青年会欢迎太虚的笑话，下午便收到了公宴太虚的请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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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计不去，厦大的职员硬要拉他，说要是不去将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他一时窘极，根本没有想到个人的行动会如此涉及全体，只得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赴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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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席时，要他同太虚一起并排上座，他坚决推辞，换了一个哲学教员供上去。在宴会上，太虚并不专讲佛理，却多说些世俗的事情，而作陪的教员偏偏好问佛法。还有许多看热闹的乡村妇女，听说太虚是得道和尚，结果跪下来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识字与不识字的，都一样愚不可及，使鲁迅从旁看了不免要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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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银行总长马寅初，厦大所有来自北大的教授列队欢迎，只有鲁迅一个人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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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许广平：“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浙江学生拉他同去照相，他毫不敷衍，严词拒绝。学生们都觉得奇怪，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马寅初是同陈源们一起站在杨荫榆一边的。“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便是鲁迅做人的原则。第二天，校长设宴招待马寅初，又要请他作陪。他发火了，在通知单上写一个“知”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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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来厦大也不是为了陪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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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打击来自高长虹和《狂飙》的一群。想不到的是，后院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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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放火者固然激愤，对于被焚毁者却不无悲凉。创办《莽原》，组织“未名”，鲁迅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因此遭受新的压迫。至于对厦大，对林文庆，对顾颉刚之类，说实在的，却从来未曾期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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