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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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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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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东出发,主攻目标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前锋于7月11日攻克湖南首府长沙,8月占领平江和岳阳,10月10日夺取了整个武汉。短短三个月内,革命战争的烈焰遍及长江流域,吴佩孚的主力已被击溃,一个全新的军事政治格局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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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北伐革命军攻下汉口,包围武昌的时候,鲁迅来到厦大。在沉寂的生活中间,这个消息恐怕是惟一可以给他鼓舞的了。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此后,还经常不断地传递着有关这方面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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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厦门市区的阔人纷纷搬进号称“万国公地”的鼓浪屿里来,因为他们以为革命军一来,马上就要“共产”了。这种气氛,使鲁迅自然回忆起民元的日子。多少梦想,都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告破灭了,但愿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复成为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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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的精神状态,加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双十节的一天,看国旗在庄严的仪式和万岁的呼声中徐徐升起,他的灵魂也随之猎猎高扬起来。在校内,有演说,运动,放鞭炮,所有的活动都充满活力,使他欢喜非常。厦门市上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要等官方的吩咐,才迟迟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北京的人,似乎是厌恶有这样的一天似的,沉沉如死。这里人民的思想则很不同,在他看来,实质上是属于国民党一边的,并不老旧,所以双十节才过得像一个节日。他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乃至对鞭炮也产生了恶感,奇怪的是,这回竟觉得实在有点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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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面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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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刚刚带领学生游行回来,便写信告诉鲁迅说,那边的人民是冒雨庆祝的,到处舞狮助兴,锣鼓喧天,商人燃放大炮竹,比较北京只挂一面国旗是热闹得多了。而且在那里,五色旗已被取消,国旗代以一色的青天白日,气象是很可快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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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北伐战争是他与中国社会的最富有生机的联系,是他自五卅运动高扬起来的政治意识在新时期中的衔接点。因此,纵使远离了斗争的环境,甚至不时感觉到无可诉语的寂寥,他仍然能够从整体上保持一种饱满的状态。他对“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一类论调最反感,当政治问题足够构成影响中国国民命运的最迫切的问题时,为什么要回避呢?他以为,在这时候标榜所谓的“超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耻辱。难道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一律为之造吗?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军阀吴佩孚分别是中国的革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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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在悄悄地培植个人势力,等待机会给中国革命以毁灭性的打击。居漫天幕中,鲁迅当然难以识辨,即使已经知道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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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判断不是容易的。尤其是中国式的政客,由于几千年频繁的权力斗争的经验而被培养得格外阴柔。热情和轻信不是错误。反革命的得计,只是因为伪装得太好了,何况时势总是在掩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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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北伐战争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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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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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他神往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他的“害马”。但是,机会来到以后,他竟迟疑着不敢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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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早就有了离职之意,而且有过想到广州,联络投奔革命的创造社,进一步打击研究系的“野心”的,他所以彷徨无计者,为人,就只怕自己一走,林语堂要立刻被攻击。从北京到厦门不过两个月,无论是校方的聘书还是私人的合同,期限都还未满。想到林语堂在校做事的勤勉和对故乡的热心,他就感到歉疚。对于自己的南来,他知道林语堂是颇费周折,而且期许甚高的;到来以后,一家人也颇为自己的生活操心。前些时候被黄坚的举动所激怒,他曾一度辞去研究教授的兼职,因为听说林语堂为此一度睡不着觉,这才将辞意取消。而今,难道就可以绝裾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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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自己的感情尤其好,到课堂里听讲的人数最多,不但是国文系的全部,而且还包括英文和教育系的。惟恐在这里住不惯,有几个本地的学生甚至星期天也不回家,预备自己会到市上去玩,他们好一块陪去作翻译。这样,怎么能走呢?每想起这些就使他感到不安。大事情他可以应付裕如,可诧异的是,却能为这样的小问题所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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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自己这一面,所虑的是功课太多,倘使孙伏园也到了广州办副刊,做文章一定也万不可免。这时,他已经确信教书与作文是势不两立的了,况且,受了高长虹的打击,他便决计不再被人利用来做工具。根据孙伏园亲历的和报上披露的情况看,广州的局面好像也有点可虑,如果政府移至武昌,熟人随之离粤,则不但不能实行自己已有的大计划,恐怕连经济来源也将成了问题。更何况,自己根本不是搞行政方面的材料,治校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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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许广平的去向,成了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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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母校以后,她被校长廖冰筠聘为训育主任兼舍监,负责学生的思想和管理工作。鉴于环境的复杂性,她没有公开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却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开展同右派学生的斗争。学校的学生会为右派所把持,在未经校方许可的情况下,曾单方面推选参加广州学联的代表,从而引起纠纷。为此,许广平同左派的校长和教职员一起进行坚决抵制,开除了两名反动骨干分子。“树的派”于是纠集起来散发传单,扬言罢课,要挟校方收回成命。他们直呼校长为“反革命”,发出画有短剑和手枪的恐吓信;对于许广平,也同样抱着敌视的态度,背后骂她是“共产党走狗”。考虑到校长的软弱和改革无望,她决定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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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适值有人介绍她到汕头做妇女部长,她便将情况告诉了鲁迅,虽然行止未定,毕竟表态说“以去汕成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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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感到很为难。倘使“害马”真的他去,那么虽到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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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下来,就等于下决心继续忍受各方面的压力,物质的,精神的。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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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章廷谦去信说:“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相当多的教授,惟校长的喜怒是瞻,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据鲁迅的观察,顾颉刚是反对国民党的。他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俨然学者,不问外事而专一看书,其实都是假象。单是他所安排的羽翼,就有七人之多,而且携眷而来,大有江山永固之概。最可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他说鲁迅是“名士派”,散布不少不利于鲁迅的流言,鲁迅是知道的。初来厦大时,他曾经在林语堂面前反对章廷谦来校任教,但写信给章廷谦时,却又说“事已办妥了”,这种虚伪圆滑,专用手段的做法尤为鲁迅所不满,鲁迅知道,他无非是害怕章廷谦与自己相亲近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才极力加以排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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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想在这里挣帝王万世之业,本来这一切都尽可以一笑置之,然而他总是放不下,有时候想起来颇气愤。他向许广平吐露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他有一种天生的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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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官地,厦门是商地,厦大当局则既官且商。校长是尊孔的,但又很看重金钱,因为在教授们的身上投资不少,便汲汲乎要收获些经济实效。林语堂窥知此隐,所以极力张罗,以国学院的名义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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