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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京以后，《莽原》由韦素园等主持。其中，有部分不能确定刊用与否的文章，则寄给鲁迅亲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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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培良投去一个独幕剧《冬天》，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但是由于版面的关系，结果一而再地迁延了两期。直到9月下旬，韦素园听说《冬天》已经收入即将出版的《沉闷的戏剧》一书，便将原稿退给了向培良。《冬天》是向培良自觉比较光明的一个剧本，他认为压稿和退稿是别有用心的，于是愤愤不平，立刻和韦素园闹了起来。这次吵闹，成了鲁迅和高长虹等冲突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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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高长虹住在上海，收到向培良的来信后，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发表了两则“通讯”，公开向鲁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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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韦素园先生》中，高长虹连连诘责，咄咄逼人，最后说：“《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在《给鲁迅先生》中，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白献”，又说由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在表白与韦素园等彻底决裂的态度以后，他一方面希望继续得到鲁迅对《狂飙》的“助力”，一方面迫使鲁迅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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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以前，高长虹对韦素园编辑的《民报》副刊中的广告就已非常反感。广告说，副刊“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为什么要提“权威”呢？因此他把广告看做是韦素园对“周氏兄弟”的有意吹捧。所谓“曾以权威献人”，出处就在这里。从思想到实践，高长虹都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他对“权威”的态度也许是可以索解的吧？但是，这也毕竟暴露了他对鲁迅的甚深的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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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远在厦门，怎么可能对北京发生的纠葛立刻作出判断呢？其中底细，他还需要看一看。不过，单看那文章，高长虹未免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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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紧锣密鼓，高长虹不待答复，又发表了一篇长文：《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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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文章说：“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态度。这事实却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此外还捏造了许多事实，如说鲁迅骂郭沫若骄傲之类。用意很明显，无非是通过侮辱鲁迅的人格，推倒《莽原》进而推广“新生的狂飙周刊”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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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的探险》一书是经鲁迅选定的，封面也是鲁迅所作，但是，他却宣称是“自作自编”的；还诬说鲁迅主张删掉的几篇是书中的成功之作，动机盖出于“嫉贤妒能”。后来，他干脆将原书易名为《从荒岛到荒原》，从《乌合丛书》中抽出，改交光华书局出版。在打油诗《戏答》中，他把鲁迅影射为独霸《莽原》的“妖精”，而把自己比喻为《莽原》的父亲：“与她和好有一年，生了个小儿叫草原，满望小草成灌木，妖精翻脸出真相”，“而今妖心有七窍，抚养草原把仇报，生子不必知父名，我今生子种祸根……”简直利令智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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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和向培良也相随诅咒鲁迅。高歌在《青年与老人》中写道：“青年怀里抱着的是理想，老人怀里抱着的是世故。青年是时代的创造者，老人是时代的坠后石。”其实，也是重复着高长虹的“世故老人”、“绊脚石”的调子吠影吠声。向培良一面写信要鲁迅替他谋事，一面又说鲁迅“差不多已经是我们前一个时期的人物”。尚钺也将编好的小说集《斧背》，从“乌合丛书”中抽出来，交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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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言动，足够使鲁迅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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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泼辣有余，本来可以算一个战斗的伙伴的；即使浮躁了些，也想不到他会卑劣到如此地步。鲁迅自觉最近也渐渐地倾向于个人主义，然而一个人顾及自己，甚至于以“超人”自居，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以践踏别人为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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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几年，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带病吃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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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己的升沉，看世人的变化，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先前做顺民时，每日来客不绝，但到了段祺瑞、章士钊们把自己当成祸首，压迫一来，就有人立刻来索还原稿，无须选定和作序了。甚至还要乘机下石，连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说是在拉拢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因为好茶是奢侈的证据。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譬如高长虹，简直天天吮血，一看见无血可吮便想一棒打杀，大有将肉卖做罐头以获暴利之概。而且在青年中间，又何止乎一个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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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交病”的字眼，对鲁迅来说尤其具有挑衅性，那隐藏的意思实在太可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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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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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死一样静。窗外山脚下，闪烁着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的傀儡戏仍未收场，时时传来锣鼓的声响，每一间隔中，更是寂静难耐。电灯特别的亮，这亮度如同寂静一样，构成为一种强烈的感觉，尖锐得像刀子一样使人受伤。于是，他觉得有哀愁来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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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的，他蓦然忆起了他的一个已在印刷中的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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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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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他似乎有些后悔于这集子的印行了，接着又很奇怪自己的后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极力地想，也想不出一个确定的因由，只知道，反正这后悔在先前是不大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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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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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着一种死亡的意识。他太敏感，于死是接触得太早了。晋时的刘伶，平日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旷达，而人们也以为旷达，其实哪里是这样呢？故事把他心底的许多东西都掩盖住了。至于自己，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表面上是结束，是埋葬，实际上是保存，是对过往的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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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可留恋的。虽然自己一向反对读古文和写古文，却又偏偏把自己写就的古文收进集子里，这不是很顽强的留恋吗？写作古文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远离故国的少年，追溯人之历史，考察科学源流，论说文化偏至，呼唤摩罗诗人，那是怎样一种燃烧般的激情呵！民国成立以后，对于从前追求未果的一切，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未曾忆及，也无从忆及了！今天，借印行集子的机会复制了出来，又将如何呢？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那神魂是永远无法追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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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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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种留恋，就这样暂存了逝去的生活的余痕。如果过往的仍然可以算作生活，那么，借此也可证明自己确曾生活过了。而且，再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憎恶自己的人的面前，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正如给来者多一点微末的欢喜一样，正是自己所愿意的。然而，你就不怕自己的那些和古书很有些关系的文字和思想，会毒害偏爱自己的果实的人么？这时，他不由得记起三四年前的一件往事来了。有一个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他手里，那钱，灼热地分明带着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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