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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平民学校举行开学仪式。当天上午，二百多个工农男女学生排队进入大礼堂。会上，鲁迅向这些贫苦的子弟作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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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争自由的波浪》做的“小引”中，他正是以平民和“上等人”相对立的观点，赞颂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革命是不是成功了？那么就得看平民是否比先前抬了头。至于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他说无从断定，但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希望，却是的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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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学校，原是根据鲁迅的提议，由一群“傻子”临时组织而成。学校的教室是借用的，教员是兼职的，条件十分简陋。对于这所学校，鲁迅事先就有过捐款，听说开成立会当然很高兴。学生跑来要他演说，他把编写中的讲义一扔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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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不来，不是奉旨而来，无须顾忌什么，只是想说话。他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才智。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只要能下决心去奋斗，就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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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很静，有一种轻悄的切切的声响，是不是有人啜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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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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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要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时，他突然发问道：“半个月前，你们听见说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有一个女子回答说：“听见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接着说：“军阀被消灭了，中国才会好起来，你们的境况才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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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演讲结束了。就这样，他交给了学生以一个发自心底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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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校长辈的冗长的讲话。有一个曾经留学西洋的教授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再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不待说完，鲁迅就溜出了会场，到邮政代办所查看“害马”的信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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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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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鲁迅面对社会问题是一个进攻的好手，那么，当高长虹向他步步进逼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安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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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的攻击，他是从来不去还手的，不像对待前辈和地位相同的一群。他觉得，他们都还脆弱，不如自己禁得起践踏。然而，要是以忍让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闹个不完，大有避进棺材，也仍当戮尸的样子，那是不行的。他愤慨了。他必须奉行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他发现他们大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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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他做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分发《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揭载。同时出击，火力相当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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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撇开高长虹个人，刀锋正对由他领衔的“狂飙社”。他声明说，在北京编辑的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都是以个人名义送来的，向来不知道“狂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样，高长虹关于他破坏狂飙社的种种指控便不攻自破了。至于“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他认为这是狂飙社特赐的“第三顶‘纸糊的假冠’”，便把它同陈源类似的嘲骂先后联系起来。“暗中所加，别有作用”，那意味就很明显了。但是，对于所有的“假冠”，他的态度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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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然简短，却比高长虹的长文要刻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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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始终觉得，高长虹的突然翻脸是有来由的，但是，投稿的纠葛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给韦素园的信中，他作了各种猜测，说到某一种可能的原因时，他好像有点不便明言，只是说：“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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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坛上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有进一步揭示的必要，因为启事毕竟做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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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天，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以新颖的形式，泼辣的语言，狠蜇了像高长虹一类青年的“天无二日，唯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他指出，这类青年在内太要虚饰，在外太依附和利用了先驱。他们缺乏做人的真诚和勇气。对于前进的青年来说，其实是本无所谓“绊脚石”者的。如果敢于唾弃旧时代的好招牌，敢于正视和坦白自己，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会成为踏脚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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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他插入一段相当长的自白。他说，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要动转，要睡觉，但有个性。他不能没有个性。他承认，他是“党同伐异”的，从来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之类的金字招牌。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做人原则：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对高长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推测不为无因。根据传说，他终于查看了《狂飙周刊》第17期发表的一首题为《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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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韦素园的解释是：“太阳”是高长虹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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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这样呢？推断未必是确切的，他想，也许是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是狂飙社的同伙故意附会宣传，但是，出于“单相思病”所引起的病态反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疑心你破坏了他的好梦，因此嫉恨你。你与她同车离京，是不是存心带她到厦门“消受”呢？上海，北京，不都有了一些类似的传闻了吗？更早一些时候，他在《狂飙》里说的：“我对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生活上。”什么叫“生活”？那意味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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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12月29日，鲁迅写信告诉韦素园说：“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它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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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迫不及待，第二天就跟高长虹“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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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乱”就是胡来。无须正规战法，论辩还有什么必要呢？该弄的都弄过了。当他决定以讽刺性的形象把高长虹一类标本化的时候，作过的《补天》便成了新的诱惑，在女蜗胯下画一群小东西确曾使他感到惬意。太可恶了！……太阳，月亮，太阳，月亮……读了诗之后，一整天脑子里都旋转着太阳月亮，于是，他也就连带想到了射日的羿和奔月的嫦娥。《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恰好，太阳月亮都可以混到一块。还有《孟子》说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己，于是杀羿。”哈哈，连小人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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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完全避开羿“射十日”、“断修蛇”、“禽封”的黄金时代，而表现他的困境。由于善射，乃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为了喝一口鸡汤，他居然来回跑了二百里路，还得挨老太婆一顿毒骂，外贴十五个白面炊饼；接着，又差点儿遭了弟子逢蒙的暗算，幸而有防身的“啮镞法”；最后是妻子嫦娥弃他而去，独自飞升。总之是运交“华盖”，接连倒霉。他从来未曾有过“追月亮”的打算，道士送的金丹就一直被他放在首饰箱里，即使后来说是要“追上去”，也不是为的月亮，而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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