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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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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要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时，他突然发问道：“半个月前，你们听见说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有一个女子回答说：“听见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接着说：“军阀被消灭了，中国才会好起来，你们的境况才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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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演讲结束了。就这样，他交给了学生以一个发自心底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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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校长辈的冗长的讲话。有一个曾经留学西洋的教授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再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不待说完，鲁迅就溜出了会场，到邮政代办所查看“害马”的信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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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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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鲁迅面对社会问题是一个进攻的好手，那么，当高长虹向他步步进逼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安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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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的攻击，他是从来不去还手的，不像对待前辈和地位相同的一群。他觉得，他们都还脆弱，不如自己禁得起践踏。然而，要是以忍让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闹个不完，大有避进棺材，也仍当戮尸的样子，那是不行的。他愤慨了。他必须奉行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他发现他们大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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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他做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分发《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揭载。同时出击，火力相当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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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撇开高长虹个人，刀锋正对由他领衔的“狂飙社”。他声明说，在北京编辑的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都是以个人名义送来的，向来不知道“狂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样，高长虹关于他破坏狂飙社的种种指控便不攻自破了。至于“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他认为这是狂飙社特赐的“第三顶‘纸糊的假冠’”，便把它同陈源类似的嘲骂先后联系起来。“暗中所加，别有作用”，那意味就很明显了。但是，对于所有的“假冠”，他的态度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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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然简短，却比高长虹的长文要刻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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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始终觉得，高长虹的突然翻脸是有来由的，但是，投稿的纠葛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给韦素园的信中，他作了各种猜测，说到某一种可能的原因时，他好像有点不便明言，只是说：“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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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坛上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有进一步揭示的必要，因为启事毕竟做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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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天，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以新颖的形式，泼辣的语言，狠蜇了像高长虹一类青年的“天无二日，唯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他指出，这类青年在内太要虚饰，在外太依附和利用了先驱。他们缺乏做人的真诚和勇气。对于前进的青年来说，其实是本无所谓“绊脚石”者的。如果敢于唾弃旧时代的好招牌，敢于正视和坦白自己，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会成为踏脚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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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他插入一段相当长的自白。他说，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要动转，要睡觉，但有个性。他不能没有个性。他承认，他是“党同伐异”的，从来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之类的金字招牌。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做人原则：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对高长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推测不为无因。根据传说，他终于查看了《狂飙周刊》第17期发表的一首题为《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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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韦素园的解释是：“太阳”是高长虹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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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这样呢？推断未必是确切的，他想，也许是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是狂飙社的同伙故意附会宣传，但是，出于“单相思病”所引起的病态反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疑心你破坏了他的好梦，因此嫉恨你。你与她同车离京，是不是存心带她到厦门“消受”呢？上海，北京，不都有了一些类似的传闻了吗？更早一些时候，他在《狂飙》里说的：“我对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生活上。”什么叫“生活”？那意味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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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12月29日，鲁迅写信告诉韦素园说：“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它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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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迫不及待，第二天就跟高长虹“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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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乱”就是胡来。无须正规战法，论辩还有什么必要呢？该弄的都弄过了。当他决定以讽刺性的形象把高长虹一类标本化的时候，作过的《补天》便成了新的诱惑，在女蜗胯下画一群小东西确曾使他感到惬意。太可恶了！……太阳，月亮，太阳，月亮……读了诗之后，一整天脑子里都旋转着太阳月亮，于是，他也就连带想到了射日的羿和奔月的嫦娥。《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恰好，太阳月亮都可以混到一块。还有《孟子》说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己，于是杀羿。”哈哈，连小人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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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完全避开羿“射十日”、“断修蛇”、“禽封”的黄金时代，而表现他的困境。由于善射，乃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为了喝一口鸡汤，他居然来回跑了二百里路，还得挨老太婆一顿毒骂，外贴十五个白面炊饼；接着，又差点儿遭了弟子逢蒙的暗算，幸而有防身的“啮镞法”；最后是妻子嫦娥弃他而去，独自飞升。总之是运交“华盖”，接连倒霉。他从来未曾有过“追月亮”的打算，道士送的金丹就一直被他放在首饰箱里，即使后来说是要“追上去”，也不是为的月亮，而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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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蒙和嫦娥都是利己主义者，逢蒙学会了射术，便要谋害老师，而且到处造谣诽谤，破坏羿的声誉，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在领教了逢蒙的各种卑劣手段以后，羿仍然笑着教训他：“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又说：“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意儿……”嫦娥贪吃懒做，让羿终日为她奔忙，还喋喋不止，且用高长虹式的语言骂道：“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羿不但毫无怨尤，而且仍然为她设想，以致自责起来：“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他善良，坦诚，大度，无须听女乙女辛诸如“战士”、“艺术家”之类的奉承话，一样不要“纸糊的假冠”。但是，他又是疾恶如仇，不容欺负的，怒射月亮的场景足以表现他的战士的雄姿。他目标如一，不改初衷，在遭到亲人叛离以后，依旧追随不舍。文章多处写到马，对于一匹多年陪伴他的坐骑，他充满着关切之情。当他不得已终于做出服药升天的决定以后，仍然对女庚说：“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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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小说《奔月》最后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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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与逢蒙、嫦娥的态度在这里有了最鲜明的对照。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在羿的身上，是掺和着鲁迅的人格气质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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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羿是一个悲剧英雄。鲁迅借他抒愤懑，获得某种愉快，但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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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登在1927年1月25日版的《莽原》上面。离厦时，他这样做了总结：“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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