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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迫不及待，第二天就跟高长虹“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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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乱”就是胡来。无须正规战法，论辩还有什么必要呢？该弄的都弄过了。当他决定以讽刺性的形象把高长虹一类标本化的时候，作过的《补天》便成了新的诱惑，在女蜗胯下画一群小东西确曾使他感到惬意。太可恶了！……太阳，月亮，太阳，月亮……读了诗之后，一整天脑子里都旋转着太阳月亮，于是，他也就连带想到了射日的羿和奔月的嫦娥。《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恰好，太阳月亮都可以混到一块。还有《孟子》说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己，于是杀羿。”哈哈，连小人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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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完全避开羿“射十日”、“断修蛇”、“禽封”的黄金时代，而表现他的困境。由于善射，乃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为了喝一口鸡汤，他居然来回跑了二百里路，还得挨老太婆一顿毒骂，外贴十五个白面炊饼；接着，又差点儿遭了弟子逢蒙的暗算，幸而有防身的“啮镞法”；最后是妻子嫦娥弃他而去，独自飞升。总之是运交“华盖”，接连倒霉。他从来未曾有过“追月亮”的打算，道士送的金丹就一直被他放在首饰箱里，即使后来说是要“追上去”，也不是为的月亮，而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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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蒙和嫦娥都是利己主义者，逢蒙学会了射术，便要谋害老师，而且到处造谣诽谤，破坏羿的声誉，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在领教了逢蒙的各种卑劣手段以后，羿仍然笑着教训他：“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又说：“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意儿……”嫦娥贪吃懒做，让羿终日为她奔忙，还喋喋不止，且用高长虹式的语言骂道：“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羿不但毫无怨尤，而且仍然为她设想，以致自责起来：“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他善良，坦诚，大度，无须听女乙女辛诸如“战士”、“艺术家”之类的奉承话，一样不要“纸糊的假冠”。但是，他又是疾恶如仇，不容欺负的，怒射月亮的场景足以表现他的战士的雄姿。他目标如一，不改初衷，在遭到亲人叛离以后，依旧追随不舍。文章多处写到马，对于一匹多年陪伴他的坐骑，他充满着关切之情。当他不得已终于做出服药升天的决定以后，仍然对女庚说：“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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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小说《奔月》最后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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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与逢蒙、嫦娥的态度在这里有了最鲜明的对照。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在羿的身上，是掺和着鲁迅的人格气质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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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羿是一个悲剧英雄。鲁迅借他抒愤懑，获得某种愉快，但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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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登在1927年1月25日版的《莽原》上面。离厦时，他这样做了总结：“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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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击是有力的。《奔月》发表后，尚钺便有信来，显出大不舒服的样子。不久，狂飙社也就解体了，其中或许有别的原因，但是鲁迅接连的报复性行动肯定起了促进的作用。从此，高长虹真的走出出版界，带着他的“贫穷与自由”，开始了长长的漂泊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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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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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他也承认，中间还夹带些愉快：复仇的愉快，爱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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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手以后，当他乘海轮颠簸于浪涛之间，便一直凝视着后面不远不近的一只轮船，疑是许广平乘坐的广大号。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害马”了。到了厦大以后，几乎每天都到邮政代办所里等许广平的信。寄出的信也很频繁，有时天天一封，一天两封，甚至在夜里出门把信投入邮筒，直到接到许广平的“命令”，不准“夜半临深池”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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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会面的日子太迢遥了，哪怕是两年。时空的距离使人煎熬得苦。作为一种抗拒，他常常独坐而默念远人，尤其在电灯下，窗外大风呼呼或明月皎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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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男性，女性的思念特别热烈而柔韧。从赴广州的头一封信开始，许广平便用英语“亲爱的老师”称呼鲁迅，文中或称“乖弟弟”、“傻孩子”，具名是英语和拉丁语的合写：“你的害马”，信写得很长，很细致，常常以鲁迅的健康和安全为念。她也喜欢默念，在那夜不成寐和早上梦醒的时光。为了使鲁迅在冬季取得一种恒定的温暖，她赶织了一件藏青色毛背心，同一枚日本进口的“金星石”图章一起寄去。在图章上面，镌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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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件穿梭般往来，邮筒成了彼此共同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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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许广平不但交付了全部的女性的热情，而且以她对社会和人生的直观把握，影响着自己的这位阅历丰富而疑虑颇多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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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才几天，她便了解到全校学生的政治态度以“右倾”为多，有少数是西山会议派，其余都是盲从。对中山大学的五委员，她也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以为从总体上“完全左倾”。在她看来，广州虽然复杂，但思想较为自由，“现代派”是禁止的，而“共产书与人”则可以明火执仗，通行无阻，所以积极鼓动鲁迅前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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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颇惊异于“广州一般人也不欢迎共产”，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在“党立政府”内部派别繁多，甚至出现“互相倾轧”的“叫人闷气”的现象。她认为，广东“民气甚盛”，“有似法国革命时情形”，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是不难打倒右派的，但是，也得看北伐的前景如何，是否可以继续向帝国主义胜利进攻，在党内组织方面是否压倒反动派。她虽然已经发觉中大的一些委员向右转，向后转，中央政府的人物，也多是灰色接近树的派的，然而仍旧主张鲁迅按原计划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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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白自己的看法说，一个人在没有被打倒或自行倒下之前，教书是好的，倒下后则可以闭门创作。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倒下后的著作是否还一样保持原有的地位呢？鲁迅认为，“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她对此持有同样的见解，所以，即使已有中大为右派掌权的传言，还是殷殷劝诱道：“你是人目为没深色彩的，姑且做文艺运动，再看情形，不必因他们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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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许广平是很有主见的。在与鲁迅两人之间长达一个多月的关于“牺牲论”的讨论中，亦刚亦柔，或纵或收，更见新女性的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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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接到中山大学的聘书后，心里很乱，收到许广平的信好几天了，也想不到如何作复，这在他是很少有的。11月5日，他终于执笔写了。他把到广州“不合”的几点告诉许广平，其中着重的一点是，“不愿失了我的朋友”。回顾不平的世路，感触良多，他觉得真正为他悲哀的只有两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和“一个朋友”。他故意称许广平为“朋友”已不复是一种调侃，欲亲反疏，这里蕴含着沉重的心情和亲切的期待。对于此后所走的路，他列举了三条，随即表示难于下一决心，希望“朋友”代为选择，给他“一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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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上，许广平已经感应到了他近来几天的空虚和苦闷，所以在16日的信里，这样深情地劝解他：“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待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又说：“至于异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罢，不要认真，而且，你敢说天下间就没有一个人矢忠尽诚对你吗？有一个人，你说可以自慰了。你也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何必天鹅绒呢……总之，现在还有一个人是在劝你，就请你容纳这点意思……你有闷气不妨向我发，但愿莫别闷在心里。”前一天，也即鲁迅发信求援的时候，她已经明确表示去留的态度了：“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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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鲁迅，对于她，一样愿意“合同”早满的。此前说去汕头，其实并没有非去不可之意，只是鲁迅害怕失去，心里太急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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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许广平收到鲁迅一连几封“发牢骚的信”。下午，她在复信中详细地谈了学校的事情，但是对于“一条光”的期冀却不置一辞。太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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