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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G是长叹,B不知用什么法打尽那魔。这是一篇纪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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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睡的人B是许广平,睡的人的爱者G指鲁迅,其间还安插了一个窥探隐私的狰狞的睡魔。表面上看来,睡魔的角色是虚拟的,意在加强某种戏剧意味和神秘色彩,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却实在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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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京的时候,便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刺探他们的秘密,到离京时,类似桃色新闻的传言已经蜂起了,且随即跟踪他到了厦门。鲁迅虽然气愤,但也无法,只好咬紧了牙关忍受。后来,他奋力挣扎到了广州,作为一种反抗,干脆让许广平当了自己的助教,演讲时兼作翻译。搬进大钟楼的头几天,许广平替他布置卧室,挂窗帘,买食物及其他杂物;以后有客来访,也往往由她烹茶,拿出糖果和西洋饼干接待。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超出弟子或助教的本分的。然而,即使有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也只能到达这种程度。他们有必要做出保留,就因为考虑到了这横亘的魔祟,尤其在这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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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个月后离开广州,他们才除掉了令人气绝的面具,在一起同居。对于公众舆论,他们是挑战者,从来藐视它的力量,但是又不得不期待它的承认。在旧道德和新道德之间,鲁迅毕竟也是“中间物”,他无法跳出一个古老的荒诞的文化环境对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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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两次演讲·一场官司·系列杂感与“包围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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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楼不是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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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既是名人,就难免要被利用,倘要奉行“敝帚”的原则躲起来,是万万办不到的。来访者仍然不少,侦探思想的固然有,但也有借助声望的;有伺机降罚的,自然也未灭绝纯粹的仰慕者。7月间,他曾先后应邀作过两次演讲:一次在知用中学,一次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与其说不得已而为之,毋宁说出于个人的意愿。这个教师出身的人喜欢演讲,虽然次数太多要使他发烦,因为语言毕竟有文字所不及的好处,即席的随意发挥是颇具诱惑力的。况且,当此动乱的年代,公开露面反倒要比隐居更为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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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演讲仍然由许广平作翻译,有这样的同行者在身边,会给他增加更多的安全感、机智和勇气。在广州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十分出色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戴着脚镣跳舞以来,跳得最自由最成功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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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用中学的演讲是由一位青年朋友,国文教员参化邀请前去的,讲的是《读书杂谈》,一个很安全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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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党化教育”,对青年学生加紧进行思想统制。就像针对“尊孔读经”而主张“少读中国书”一样,面对当前的这种政治态势,他也就带有针对性地提倡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血迹是可以掩盖的吗?有谁不能读懂血迹?他有一段话说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结果吃过了,才知道和原来所猜想的不同,结论是非到广东来吃就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广东的荔枝也犹如广东之革命,所谈显然是自己的思想幻灭的过程。事实打破了猜想,所以他说:“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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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用意是要打破国民党的政治欺骗和思想禁锢。他不可能在讲台上走得太远,在失去言论自由的时刻,他只能做这样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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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的邀请也不是不能谢绝的,但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题目,当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自信可以做出色的发挥,兴奋之余,特别写信告诉朋友:“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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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长而噜苏的题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在黑板上,真有点使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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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讲来却十分轻松自如,以古喻今,指桑骂槐,妙趣横生。演讲虽分两天进行,最后一天又值雨天,而听众不减,礼堂本来最多坐四百人,这回却增至五六百人,还有站着听的,比往日上课气派多了。演讲时,全场十分活跃,话音不时地被爆发般的笑声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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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长和教育局长出席了这次“学术演讲会”的开幕式,并借此进行一番国民党如何重视知识阶级以及学术研究的宣传。这是很可恶的。鲁迅的演讲恰好要说明:有怎样的政治便有怎样的学术,在极权政治下面,知识阶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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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政治空气,一个是文化空气。在这里,文学家是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整个社会的头脑出现的。要谈魏晋政权,自然要说到曹操和司马氏。关于曹操,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曹操是在“党锢的纠纷之后”出来的,“党”在这里是一种暗示。“英雄”一词,在鲁迅是多做反语使用的,在这里正是以“英雄”肯定他而以本质的“专权”否定他。后面举例说,他在征求人才则大谈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结果却借“不孝”的罪名把名声很大的孔融杀掉了。明显的先扬后抑。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罪案也都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天位本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以使权力者保持某种随机性。其实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借这个名义,加罪于政治异己者罢了。曹操等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如何?听众很清楚:骗子、流氓、强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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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前不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吗?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反对共产党,大杀共产党人呢?实际上,他就是当代的曹操: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对于权力者,是不能作任何的政治诘难的。“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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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今例古,举例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只能谨听尊旨了。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北方的军阀指的谁呢?阎锡山?还是南方新军阀——蒋介石的影子?鲁迅在信中谈及未来的打算时,有着这样一段话:“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其中的“介石同志”,原指同事郑奠,但这种插科打诨,显然是对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嘲讽。他哪里是什么总理的信徒?背信弃义,见风转舵,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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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曹操、司马氏一类权力者而言,知识阶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在演讲中,鲁迅列举了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其实服药和喝酒都可以视作慢性自杀的。表面上,他们穿着宽衣,不鞋而屐,饮酒空谈,飘逸得很,而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一群富有头脑的人,一定要他们忘却世事,装疯卖傻,这是可以办到的吗?但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只好自行扼杀独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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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特别提及阮籍和嵇康两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则始终都是极坏的。那结果,阮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究其原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从古代帝王直到儒教的经典作家,总是说传统的坏话,这就给司马氏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阮籍聪明,知道环境改变,讲话极难,便多饮酒而少说话,同时局的关系自然便少。总之,政治是权力者的事情,所以绝对不允许对时局有任何议论和干预!什么“言论自由”,无非是不满,僭越,这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须加以取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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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鲁迅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里,对在黄埔军校里所作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演讲的补充。他以幽默而机警的谈锋,道出了自己,整个知识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苦闷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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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辞去中大教职的广州生活,鲁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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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组织的这次演讲会,鲁迅的对头早已注意到。他们暗暗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他进行构陷的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竟给他成功地利用了。的确,他涉及了最敏感的领域,但是,亦此亦彼,迷离扑朔,讲话可没有离开题目中的魏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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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由此引起了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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