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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写道：“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18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鲁迅在信中对辞职一事作了说明，并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他们都同时说到了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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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杭州购书的顾颉刚看到了副刊，立即给鲁迅写了信：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本来，鲁迅是并不主张将一些牵涉私人的通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尤其在汉口。可是既然发出去了，他也并不后悔，阅信以后，他立刻把这信同孙伏园文章里的希望他去武汉的劝告，以及香港报纸关于他已逃至武汉的谣言联系起来，便决计给顾颉刚开一个小玩笑。收信的当天，他作了如下的答复：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他从来不愿示人以弱，什么东西，竟以诉讼相威胁！当此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其实他早已作好各方面的精神准备了。就在这封不具日期的信发出不久，他有信给章廷谦道：“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种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坐牢，处死，不是有许多朋友经历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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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官司”终于没有诉诸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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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见顾颉刚没有什么动静，也就没有把信公开，并写信嘱咐章廷谦，不要把“来信”与“回信”的情况转告孙伏园和林语堂。同时他也觉得，把太多的精力花在顾颉刚身上，未免有点无聊，形近卑怯。直到编杂文集子时，才把信件冠以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放了进去，用意很简单，无非借此保留他个人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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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等于他已经消除了对顾颉刚的成见。不久，他便把这份恶感转移到钟敬文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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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怀着热忱，同一位朋友商量，想与鲁迅合作办好北新书屋。为此，他还写信和李小峰磋商，答复是要他直接和鲁迅取得联系。可是，当他写信向鲁迅提出这种打算时，却立即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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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合办书店对鲁迅来说是有利的，可以减少他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他既认为广州文艺出版界很消沉，南方没有希望，那么在他离粤以后，不正好由此多出一个文化据点吗？为什么竟至于如此决绝呢？事情很简单，因为从见面的头一天起，他就一直把钟敬文当成为顾颉刚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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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写信向章廷谦谈起此事，说：“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书屋，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然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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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主要的。什么人做什么事业，这是他素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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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书店果然关门了。但他毫不可惜，且以俏皮的语调写信给朋友说：“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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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小册子《鲁迅在广东》。这是继台静农去年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以后，又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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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料，鲁迅见到《语丝》上的广告，非常气恼，立即去信表示反对。他告诉李小峰，希望把编入书内的他的演说和文章全部删去，并强调说：“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其实，这并不足以成为抽掉自家文字的理由，直到1934年，他重提旧账，在给《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中说：“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显然是某种情绪在起作用，因为演说稿本身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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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是很简单：为什么要由反对自己的人来宣传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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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是深刻的，无法调和的。他从人格上鄙视他们，在他看来，他们是叭儿，“钻者”，投机家，像土耳其鸡的鸡冠一样变换色彩，昨天犹为北方军阀政府忠实效劳，此时竟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投奔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有预见道：“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其实，鲁迅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动向，只是没有法：革命嘛，总是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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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做起“权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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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接连发表文章，再次替屠夫和屠夫的事业洗刷和粉饰。他们把“全社会陷入恐怖状态”归于挣扎在血泊之中的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国步艰难时代不可欠缺的力量”、“在革命史里立了一道丰碑，留下一个榜样”。最可恶的是居然宣传起国民党的党治主义，声言“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强健，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种“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同中国传统封建王权的结合物。关于托言“众治”，鲁迅许久以前就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这种政治现象产生过警戒心理，想不到今天的这类托言者恰恰是自己的对头——阴险的现代派！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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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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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揩了，血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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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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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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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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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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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去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编》末尾的几句话，连同今年所见的新的屠杀和血迹，一同在心里混杂和扩散开来。时光简直可以视同儿戏，一年有零，又经历了一次大循环！每当想起凌迟、灭族、瓜蔓抄——20世纪发扬光大了的古文明，想起报载处死的李大钊，想起从来不见登报而又确实不在人间的相熟的青年毕磊，想起许许多多为自己所不认识的青年的惨死，不禁深感压抑，为自己新的世故而不安：难道真的只有“而已”而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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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完几部旧稿之后，他一气写了一个新的杂感系列：《辞“大义”》、《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谈“激烈”》、《可恶罪》、《新时代的放债法》、《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怎么写》、《小杂感》等等。有时，同一天写作几篇，简直是发疯一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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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文不比《华盖集》及续篇中那些直接论战的文字，却保留了其中的曲折与锋芒。有些篇什写得很精粹，仿佛要回归到《热风》时代，但分明没有从前的冷隽，而显得异常的热烈，充满着一个战斗者的激情和庄严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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