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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政治空气，一个是文化空气。在这里，文学家是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整个社会的头脑出现的。要谈魏晋政权，自然要说到曹操和司马氏。关于曹操，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曹操是在“党锢的纠纷之后”出来的，“党”在这里是一种暗示。“英雄”一词，在鲁迅是多做反语使用的，在这里正是以“英雄”肯定他而以本质的“专权”否定他。后面举例说，他在征求人才则大谈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结果却借“不孝”的罪名把名声很大的孔融杀掉了。明显的先扬后抑。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罪案也都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天位本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以使权力者保持某种随机性。其实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借这个名义，加罪于政治异己者罢了。曹操等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如何？听众很清楚：骗子、流氓、强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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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前不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吗？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反对共产党，大杀共产党人呢？实际上，他就是当代的曹操：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对于权力者，是不能作任何的政治诘难的。“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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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今例古，举例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只能谨听尊旨了。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北方的军阀指的谁呢？阎锡山？还是南方新军阀——蒋介石的影子？鲁迅在信中谈及未来的打算时，有着这样一段话：“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其中的“介石同志”，原指同事郑奠，但这种插科打诨，显然是对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嘲讽。他哪里是什么总理的信徒？背信弃义，见风转舵，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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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曹操、司马氏一类权力者而言，知识阶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在演讲中，鲁迅列举了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其实服药和喝酒都可以视作慢性自杀的。表面上，他们穿着宽衣，不鞋而屐，饮酒空谈，飘逸得很，而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一群富有头脑的人，一定要他们忘却世事，装疯卖傻，这是可以办到的吗？但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只好自行扼杀独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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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特别提及阮籍和嵇康两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则始终都是极坏的。那结果，阮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究其原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从古代帝王直到儒教的经典作家，总是说传统的坏话，这就给司马氏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阮籍聪明，知道环境改变，讲话极难，便多饮酒而少说话，同时局的关系自然便少。总之，政治是权力者的事情，所以绝对不允许对时局有任何议论和干预！什么“言论自由”，无非是不满，僭越，这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须加以取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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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鲁迅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里，对在黄埔军校里所作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演讲的补充。他以幽默而机警的谈锋，道出了自己，整个知识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苦闷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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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辞去中大教职的广州生活，鲁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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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组织的这次演讲会，鲁迅的对头早已注意到。他们暗暗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他进行构陷的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竟给他成功地利用了。的确，他涉及了最敏感的领域，但是，亦此亦彼，迷离扑朔，讲话可没有离开题目中的魏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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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由此引起了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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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写道：“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18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鲁迅在信中对辞职一事作了说明，并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他们都同时说到了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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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杭州购书的顾颉刚看到了副刊，立即给鲁迅写了信：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本来，鲁迅是并不主张将一些牵涉私人的通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尤其在汉口。可是既然发出去了，他也并不后悔，阅信以后，他立刻把这信同孙伏园文章里的希望他去武汉的劝告，以及香港报纸关于他已逃至武汉的谣言联系起来，便决计给顾颉刚开一个小玩笑。收信的当天，他作了如下的答复：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他从来不愿示人以弱，什么东西，竟以诉讼相威胁！当此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其实他早已作好各方面的精神准备了。就在这封不具日期的信发出不久，他有信给章廷谦道：“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种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坐牢，处死，不是有许多朋友经历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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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官司”终于没有诉诸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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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见顾颉刚没有什么动静，也就没有把信公开，并写信嘱咐章廷谦，不要把“来信”与“回信”的情况转告孙伏园和林语堂。同时他也觉得，把太多的精力花在顾颉刚身上，未免有点无聊，形近卑怯。直到编杂文集子时，才把信件冠以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放了进去，用意很简单，无非借此保留他个人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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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等于他已经消除了对顾颉刚的成见。不久，他便把这份恶感转移到钟敬文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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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怀着热忱，同一位朋友商量，想与鲁迅合作办好北新书屋。为此，他还写信和李小峰磋商，答复是要他直接和鲁迅取得联系。可是，当他写信向鲁迅提出这种打算时，却立即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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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合办书店对鲁迅来说是有利的，可以减少他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他既认为广州文艺出版界很消沉，南方没有希望，那么在他离粤以后，不正好由此多出一个文化据点吗？为什么竟至于如此决绝呢？事情很简单，因为从见面的头一天起，他就一直把钟敬文当成为顾颉刚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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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写信向章廷谦谈起此事，说：“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书屋，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然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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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主要的。什么人做什么事业，这是他素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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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书店果然关门了。但他毫不可惜，且以俏皮的语调写信给朋友说：“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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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小册子《鲁迅在广东》。这是继台静农去年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以后，又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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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料，鲁迅见到《语丝》上的广告，非常气恼，立即去信表示反对。他告诉李小峰，希望把编入书内的他的演说和文章全部删去，并强调说：“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其实，这并不足以成为抽掉自家文字的理由，直到1934年，他重提旧账，在给《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中说：“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显然是某种情绪在起作用，因为演说稿本身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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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是很简单：为什么要由反对自己的人来宣传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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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是深刻的，无法调和的。他从人格上鄙视他们，在他看来，他们是叭儿，“钻者”，投机家，像土耳其鸡的鸡冠一样变换色彩，昨天犹为北方军阀政府忠实效劳，此时竟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投奔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有预见道：“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其实，鲁迅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动向，只是没有法：革命嘛，总是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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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做起“权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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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接连发表文章，再次替屠夫和屠夫的事业洗刷和粉饰。他们把“全社会陷入恐怖状态”归于挣扎在血泊之中的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国步艰难时代不可欠缺的力量”、“在革命史里立了一道丰碑，留下一个榜样”。最可恶的是居然宣传起国民党的党治主义，声言“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强健，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种“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同中国传统封建王权的结合物。关于托言“众治”，鲁迅许久以前就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这种政治现象产生过警戒心理，想不到今天的这类托言者恰恰是自己的对头——阴险的现代派！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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