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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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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所有的朋友中间，鲁迅从来未曾这样宣布过。而所谓朋友也者，也无非是往来较多一点的熟人而已。对鲁迅来说，真正的朋友，应当是在共同承受的痛苦中间彼此感通的人。这个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即如内山，便有不少隔膜之处。可是他笃实，真诚，在上海这块惯于以商人眼光看人的地方，毕竟是难得的。尤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怀有一种乡土般的热爱，更是令人感佩。在中国，即使“爱国者”成打成打地产生，然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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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的前屋，许广平住三楼，两人的住房是隔离开来的。这种似乎形式主义的做法，使熟识的人们颇感困惑。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既然要在名分上为朱安保留应有的地位，那么，就不可能为自己的爱情赢得一个正统的、合法的形式。这是尴尬的。但是，他重视的是内容。他相信事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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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这种不彻底的处理，给鲁迅的论敌，以及社会上的遗老遗少制造了攻击的方便。他曾收到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信，说有人宣传他“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此间报纸仍在造谣，并称许广平为“鲁迅之小爱人”而加以笑骂诬蔑。鲁迅的办法是“自画招供，自卸甲胄”。自然卸起来并不如说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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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许广平，许多打击都是缘她而来的。有流言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鲁迅的“佳偶”，鲁迅所以离弃朱安，全在她从中作梗。因为她和鲁迅同居，她的亲属便中断了同她的联系。一些好意的同学亲友，则陆续来信询问实际情形，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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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老友的信中，许广平作了如下深情的表白：其实老友面前，本无讳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则恐老友不谅，加以痛责，再则为立足社会，为别人打算，不得不暂为忍默，今日剖腹倾告，知我罪我，惟老友自择。……周先生对家庭早已有十多年徒具形式，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俗世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厚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在幸福的体验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压抑感。鲁迅不会不知道。他看过这封信，说是“说得我太好了一点”，内心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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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不可能感觉满足，至少不可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在幸福的底端，他已经感到了某种苦痛的碰触。他的怀疑与忧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他过于怜惜生命个体，始终不肯放弃精神上的企慕与追求。其实，爱情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解，相反它应当通过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如果两性的结合，可以让人在世俗的欢乐中获得满足，个人的欲求因此而进入酣眠的状态，所谓爱情，也就完全被毁绝了。对于生命实体，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包括爱情所具有的苦难的质性，他都一样有着至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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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问题是：许广平的朋友邀她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了，那么，去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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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女性，理应出去做事的。她不应该像子君那样整天地忙家务，只懂得照顾阿随和小油鸡之类，她应当有她的广大的世界。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干的孤境中去?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让她呆在家里不出来，你不觉得太自私了一点吗?半年之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时，他在信中写道：“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后来又说：“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所说虽然带有普泛的意味，但多少总融进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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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外出做事，应当说，也不无从生活方面着想的。从广州带过来的薪水就不多，今后将赖什么维持生计?教书，还是写作?要是教书就难以从事译著；可是教书不自由，而且至今已毫无这方面的趣味了。那么，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写作就可以顺当地进行吗?在这里，杂志确乎不少，书铺的经济状况却并不见佳。许寿裳有信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但不知是否出于敷衍?要做学问，与人斗争的事自然减少许多，然而恰恰为此，他就觉得于自己并不相宜。目下是什么时候?著述!他们需要著述些什么!每想及南京政府，他就感到气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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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粤时，曾向朋友表示说“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而且确也有过游一次杭州的打算，但此刻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思了。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一一对付怕也要很吃力。你到底是准备在这里长住呢，还是客居一个时候?如果不想久呆，又当投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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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隔邻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戏，或吵架，嘈闹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户，日夜搓洗麻将，高声谈笑，兴发时把牌重重掷落桌面，有如惊堂木的击拍，真是不胜烦扰，无可如何。虽然有许广平温情的慰解，他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生最根本的焦虑，尤其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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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演讲系列：真假知识阶级·指挥刀和文学家·新女性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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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的两个月，不断的应酬、陪客、演说，忙得不亦乐乎。而这忙，鲁迅在信中说得很幽默：“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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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演说却使大学校园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受益匪浅。这种近于巡回式的演讲，以平均每周一次的密集的方式，成了鲁迅近期思想的辐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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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大屠杀，逼使他在新的历史环境里重新做出抉择。革命被最后断送，说明“火与剑”实际上已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以，在鲁迅看来，革命仍然是一个幻影，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未曾发生过的。在这里，他把单纯的革命战争给否定掉了。这一否定带有某种思想回归的性质。因为在北伐期间，他确曾受了宣传的蛊惑，而表示愿意聆听“大炮的声音”。当然，所谓回归，并非退回到原来的唯思想革命的思路上去。现在，他开始认识到，思想革命同政治革命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应当成为政治的附庸，相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积极参与性。而思想的物质力量，只能来源于社会的底层：新兴的无产者及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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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道主义者，一贯具有反叛意识的人，向一党专政的反人道的新型封建政体发起挑战，是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倾斜，一种无法改变的方向。自从清党运动暴露了一个号称代表“国民”利益的政党的本质以后，鲁迅看到，新一代的权力者同往昔的封建寡头毫无二致，虽然用了近代最时髦的主义装扮自己，却同样是敌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力量。在书信里，他确曾声明说“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但是命运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大时代的脱逸者。他的系列演说，就是以政治为中心，通过政治与思想，政治与文艺，政治家与知识阶级，其中包括文艺家的严峻对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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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的讲题：《关于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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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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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是有知识，能思想，是思想革命的主体。但是，作为社会的主要角色，却遭到了“能否存在”这一境遇的致命的威胁。他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不能并立的。权力者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以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也就不能统一了。故统一思想，对强有力者说是头等重要的。知识者自身同生存空间的冲突，由是变得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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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生来就没有权力，一种先天性缺陷就是他们对权力者的依附性。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俄国式或西欧式不同的是，他们的地位毕竟高出于平民，缺乏平民意识，是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们所具有的现代知识本身带有反专制、反保守、反愚昧的性质，而他们恰好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有着难以摆脱的惰性。这样，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冲突内在化和人格化了，它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冲突，痛苦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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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鲁迅使用了“真知识分子”和“假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知识阶级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进步，其实这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会如此之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就是没有假知识阶级的寿命长。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只有当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还有，衰弱的知识阶级害怕“西洋文明”，有如老年人吃东西，总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其实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衰弱的知识阶级必定要走向灭亡，但是，当此中国人胆子格外变小，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的思想尤其丧心发抖的时候，真正的知识阶级也都难以存在的。这里，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是做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不是终于没有成功而死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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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知识分子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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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知识分子”来说，惟有抱定牺牲的决心，忍受身心的苦痛，勇敢地发表代表民众的思想，并且努力把思想运动转变为社会运动，同平民一起，向这个着着逼人堕落的“老社会”做彻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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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大肆活动，为了拉拢青年学生，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鲁迅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两难处境的分析，以及出路问题的看法，具有独创的思想价值，是投给混乱、狂热的大学生群的一帖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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