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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批评家片上伸有一篇短论，叫《“否定”的文学》，鲁迅曾经翻译过的。那里说，俄国文学是从否定中产生的，是“否定”的文学。否定是力，较之温暾的肯定，它有着更为深而强的力。由否定而表现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动，由否定而发现活路。以俄国文学为例，文章指出，作为否定之力的文学，也就是作为生存之力的文学，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它以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由否定的肯定，由死的生，循着这样的道路实行质的飞跃。鲁迅提倡的文学，正是这种富于力的美的“否定”的文学；他本人的作品，也是这种以暴露为其外在形态的“否定”的文学。无论理论或创作，这种具有反省意识的否定的批判的文学，对于从传统的“乐感文化”中长期繁衍下来的“瞒和骗”的中国文学，确实不失为历史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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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鲁迅又作了一次演说，讲题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说，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合理的延伸。十五年后，王实味在延安写作的《政治家?艺术家》，很明显，是从中受到了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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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开宗明义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由于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地位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他们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相对的现象，冲突则是本质的，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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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偏偏既敏感，又不安分，在社会上说话也总是说得早一点。政治家既要坚持统一，当然要反对思想自由，把文学家当作眼中钉。在中国，主张人道主义的人没有个人主义者多。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者要替别人找出路，关心未免太广，且要改变现状，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坚持专制主义，是必然反对人道主义的。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也当是一种革命；其实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可以算是革命的。但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所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在军阀统治下，文学家站不住脚；打倒了军阀，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成功了，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要不满现状，又要出来开口了。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本来赞同过；待到革命成功，政治家便把这一切置之脑后，将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头是最好的办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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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里有功夫做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里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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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但他们决非完全的胜利者。鲁迅断然指出，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那种野蛮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以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还不是到处燃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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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演讲所包含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关于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论述中，鲁迅取的是文化社会学的更为恢弘的视角，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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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留日以前，他已从赫胥黎改造过又为严复所阐扬的《天演论》中，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此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础。留学期间，深受西欧的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影响。对尼采、斯蒂纳、易卜生等肯定生命、弘扬个性的思想，尤为倾倒，称之为“新神思宗之至新者”。这些思想理论，与进化论同时构成了青年鲁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五四”以后，随着杜威访华，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种重事实、重行动、重实际效果的哲学，与现实主义者鲁迅的思想方法相当吻合，所以，对于杜威的演讲及其他论著，他都加以搜集，并且珍存起来。“五卅”以后，他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感召力量很有关系的。但是，兴奋中心的转移，并不等于他必然要放弃人类其他的进步思想和有益的哲学。应当看到，阶级论和进化论，在鲁迅的思想中并不构成单一的、线性的联系；尼采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作为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仍然得以批判的保留，从而构成他的富于现代意义和个人特色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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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演讲中的“知识阶级”一词，指的是一个文化集团，就不是来源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概念。在论及文学与社会关系时，也并没有使用那个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此时，对于文学的认识，他更为接近泰纳、勃兰兑斯的历史文化学派的观点，但却没有因此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讲话时，就曾涉及“文学价值”问题。看得出来，这一学派重视民族的时代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与马克思称作“终审决定”的生产力的制约作用，两者不无共通之处，但对于前者，却不是可以轻易否定和取代的。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背景上，它们具有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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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显然更多地包含了文化社会学的内容。即如“阶级性”问题，鲁迅也是有着作为一个思想者所特有的思想构架的。他不取那种建立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以一套互相对应的词组，如“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阔人”、“福人”、“猛人”与“穷人”，“高等华人”与“下等华人”，“特权者”、“权力者”、“权势者”、“有位有势的大人物”与“蚁民”、“小民”、“小百姓”，“君子”与“小人”等，分类描述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结构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也是文化社会。此后，他还说过，“阶级斗争”不如“同级斗争”的说法更切实。这是很有意味的。无疑地，他着意保留“文化论”的广度，结合“阶级论”的力度，进而拓展他的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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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鲁迅把在劳动大学的教职辞掉了。校长易培基再三挽留，也没有效。次年1月，他退回薪金六十元，再度表示了坚定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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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尽可能地减少一点身心的束缚。他不愿意把事情拖下去。加以易培基也不是当年的易培基了，身为校长，他已不能不秉承政府当局的意旨，逮捕和开除被视作异端的学生。而自己，不正是因此脱离中大的吗?为什么来到上海，还要到学校里做制造醉虾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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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他收受了大学院的聘书，还有月薪三百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薪金。从此，从物质到精神，便都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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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第一。的确，他不愿意在政府或政府所属的机关供职。既然蔡元培答允领了款子仍可自由著作，那么也不妨试试。问题是，骂政府的著作，也可以吗？在这个世界上，内容与形式往往不相统一，拿政府自身来说，招牌挂的“革命”，其实是反革命；表面代表“国民”，实质是强奸民意，就是显例。如此看来，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有何不可？况且钱也是搜括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两者岂不正好一致了吗？哈哈，自我解嘲！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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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在是可以静下来写点什么了。早应该写点什么了。许广平也不必到外面做事去，可以留在家里搞翻译。这时，鲁迅萌动了一个念头：教许广平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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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以来，他一面创作，一面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丝毫不让于创作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荒漠。他想，如果许广平也能搞翻译，自己或可更专注于社会问题和国民根性的发掘，那成绩当会比现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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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广平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鲁迅的意思，对于鲁迅，仍然习惯地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表示她的遵从。她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烧饭浆洗、买烟送信、购置书籍、誊抄校对、迎送客人等等，几乎所有时间都消磨在这些杂乱的活计上面。来沪的前两年，家里没有佣人；虽然孩子出生以后雇了女工，但作为母亲，又得添加不少新的麻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也是家庭的一个忠实的女仆。时间，心力，都不容许她把鲁迅拟定的翻译计划进行下去。女性是悲惨的，尤其是中国女性，总是默默地毫无抗争地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如果说，男性也表达了一种牺牲的话，那么他们的牺牲是在社会，而她们的牺牲却在家庭；他们的牺牲为了一份举世瞩目的事业，而她们的牺牲却全然为了应付一堆毫无意义的事情。许广平是幸福的，她会感到幸福，因为作为人生惟一的旅伴，她正陪同着一个勇敢、刚毅的男性奔赴时代的道路。然而，她又并非是完全满足的，事情本身便包容了女性全部先天的不幸。走出学校以后，像子君一样，她的活动天地几乎就只剩下几十平方的世界。人类大约天生就有一种群居习惯，有一种从事社会活动进行广泛联系的内在的需求，因此，把自己从同类中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无论如何是痛苦的。当许广平还没有从意识深处把翻译工作同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到一起，还没有来得及把改造中国文化的需要转化为个人需要，她理应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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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可怕的。只有真正的思想者才有力量承受，甚或病态般地喜欢它。内心的孤独，首先不是境遇和性格问题。作为新女性，不能说许广平已经满足于物质环境的安定，满足于终生照顾自己的爱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仍然渴望着以翻译之外的习见的方式走向社会。但是，她不能够。是她把当年在女师大事件中展露出来的写作才华亲手掩埋了，意欲发挥出色的组织和活动才能而不能；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只要感觉到了某种人世的孤离感，她便尽力地压抑自己，设法逃避自己，如是甘愿滑向中国传统女性的庸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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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事业或职业，社会或家庭，都是可堪困扰的问题。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慨然写道：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饭碗大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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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喜爱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沦为反动工具的今天，打算脱离军职，本来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鲁迅竟不同意此举，如同自己终于要了大学院的饭碗一样，也希望李秉中能够保留原来的但却是必要的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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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他多次谈及“饭碗”。写信给江绍原时，他一样感叹道：“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像这般的关心“啖饭之道”，实在足以令那些高谈“革命”的英雄或雅议“艺术”的才子们小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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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算什么呢？一个最世俗化不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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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共同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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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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