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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在大屠杀中稳住了局势，旋即整顿党军，继续打起北伐的旗帜，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的姿态出现，蒙蔽天下耳目。6月，他联合了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占领北京和天津。接着，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从此，蒋介石便以一党专政的极权形式，全面开始他的铁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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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为了一个坚定的信仰，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具有某种悲剧意味的是，这个年轻的政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被置于基本贯彻斯大林路线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教条主义的产生变得无法避免。这时，陈独秀被撤离了在党内的领导位置，代之而起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则相继推行另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为代表人物，他们都曾到过苏联，在那里接受过系统的思想训练。历史的选择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线错误，直接导源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模式。对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他们缺乏清醒的估计，否认革命已经进入低潮，按照以城市斗争为主的方针，到处发起暴动。然而，所有的暴动都先后失败了。血火中的牺牲，加以党内斗争的消耗，使革命蒙受空前惨重的损失。与此同时，毛泽东异军突起。这个在曾国藩和黄兴的故乡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把马列主义的有关理论同中国农民阶级这一物质力量结合起来，向湘赣边区，向军阀势力所未及控制的文化稀薄的地带，开拓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中国式的武装斗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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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一个怪诞的现象出现了：“革命文学”竟然可以无视革命的状况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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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统一”局面形成以后，权力者或者把统治的秩序合法化，或者从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抹去阶级压迫的界限，用“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它的代用品。一些御用文人，几年前也曾一度鼓吹“革命文学”，现在则纷纷起来反对，尤其在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以后。他们神经极度衰弱，总是把“革命”同共产党和苏联等同起来，所以，不久又提出“三民主义的文艺”，“民族主义的文艺”等名目，千方百计把党的私货塞进去。但是，在一个贫困、落后、专制、腐败的国度里，革命，对于广大底层特别是青年来说始终是富有吸引力的。当“革命文学”这一口号被一批左倾青年接了过去，而重新赋予它以某种激进的色彩以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被忽略了，以致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以充血的眼睛倾慕于它，由是灌注了一派新时代的“阿波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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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成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靶子。正当他因共产党人的牺牲而满怀同情和义愤的时候，却戏剧性地遭到了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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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鲁迅对创造社颇有好感。自从得知郭沫若、成仿吾等南下投奔革命，他就一度有过联合创造社的打算。到了广州，双方还共同发表过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虽然，成仿吾穿着高统军靴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的姿态令他不快，但是创造社在文艺方面的努力，他是切实感受到了的。所以，离开广州之前，对于创造社在南方所受的压迫，他在通信中才有那么深沉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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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群集上海之际，原先的联合打算不就可以实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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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了一个机会。一天，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段可情、蒋光慈到访。他们的目的，正在于联合起来，共同创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看来，他们是经过了一番酝酿，而且实际上也取得创造社的中心人物郭沫若的同意和支持，从而发出合作的邀请的。对鲁迅来说，现在所要对付的，主要是遍身血腥的权力者及其走狗，因此也就慨然允诺，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阵地。不久，《时事新报》便刊登了《创造周报》的复刊广告，并载有特约撰述员三十余人的名单。其中，鲁迅名列首位，其次是化名“麦克昂”的郭沫若。大约将近一个月，《创造月刊》还登出预告说：“《创造周报》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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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死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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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阵喧嚷之后，便悄无声息，再也无人光顾什么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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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从另一条路线出发，远到日本东京招兵买马，实行全面恢复和加强创造社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从香港写信给成仿吾，主张从革命时代回到文学时代。成仿吾认为，这样的态度是消极的，应当进一步以文学推动革命。这时，左倾教条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中的一种风气。在日本，福本主义大行其道，狂热的青年学生尤其醉心于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仿吾发动回国参加后期创造社活动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以京都帝大文学部哲学科作为起点的，而且直接、间接同东京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发生联系，而这个组织正是福本主义的圣地。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福本和夫的“分离结合论”和“理论斗争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和“理论斗争”，主张由具有纯粹革命意识的优秀分子从不纯分子中间分离开来，然后集中到群众中培植革命思想。此外，在文学观念上，他们还接受了苏联的试图垄断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影响。当郑伯奇把准备联合鲁迅的情况写信到东京来，成仿吾便拒不同意。他认为，老作家都不行，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设新的普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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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一下子从联合对象变成了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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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年底，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五人毅然抛开东京的学业回到上海。回国前，他们曾同成仿吾一起组织筹办了一个新的刊物——《文化批判》。次年1月，创刊号出版了。成仿吾在祝词中写道：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文化批判》将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贡献指导性的革命理论，给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成为中国混沌落后的文化艺术的批判者和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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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光慈、钱杏等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虽然，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方面，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就倡导同一性质的“革命文学”，以及攻击鲁迅等“老作家”来说，他们的步调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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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创刊号以醒目的位置编排了冯乃超的长文：《艺术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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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列举白话文运动以来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有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关于鲁迅，作者这样写道：“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接着引用了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的两段话，一再证明，托尔斯泰一类人道主义者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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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第2期是李初梨的又一篇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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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把他们的文字统称之为“趣味文学”，以“趣味”为中心，“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文中反诘道：“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他照例标榜创造社和郭沫若，认为那才是真正继承了“中国文学革命的正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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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初梨之所谓“趣味文学”，是来源于一年前《洪水》半月刊的成仿吾的文章。文中以漫画的笔法写道：“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并且说：“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写于四年前而在最近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对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是，无论否定旧思想或介绍新思想，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成绩无非是一种“浅薄的启蒙”，“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文中说，是创造社“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激励了全国的“印贴利更追亚”继续奋斗。当然，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走向龌龊的农工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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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英雄树》里有一段话说：“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酒哟……悲哀哟……我的老七老八哟……好不漂亮的impotant的颓废派！”几年前，他热烈讴歌“艺术”和“天才”，鼓吹“文艺无目的论”，反对“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现在则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还把“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的看法当成为“反革命的宣传”，认为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多少正好表现了类似的观点。化名麦克昂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再度发挥了“当一个留声机器”这个自称为含有“辩证法的唯物论”的“警语”的意义。他赞扬李初梨的文章，判定徐志摩一类为“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语丝派则是“不革命的文学家”，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在这里，他自立楷模，宣告自己已经“转换”了方向，“获得了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的新观念”，“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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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方面。蒋光慈发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认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旧的冲突”，在文坛上，“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的任务，为着要转变文学的方向，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学的要求，而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他批判说：“有很多作家，他们虽然也攻击社会的不良，虽然有时也发几声反抗呼喊，但是始终在彷徨，彷徨……寻不出什么出路。”在这中间，自然也包括鲁迅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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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攻击得最厉害的，得数钱杏。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里，他断言：“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在他看来，超越时代正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而鲁迅并没有能够超越，甚至不曾追随过。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从创作里所能找到的，只有过去，是没有将来的。《野草》的叙述，完全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固执、疑忌，既不甘于现实，在理想中又没有希望，结果只好徘徊歧路，彷徨于无地。对鲁迅来说，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这种人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脑中赶掉，是没有出路的。文章最后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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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刊》的编者鼓吹说，这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一篇估定所谓现代大作家鲁迅的真价的文章”，还进一步发挥道：“很多人总以为鲁迅是时代的表现者，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十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淆乱青年的耳目；这篇论文，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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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自呐喊以来所遭受到的最猛烈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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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不过作作影射小说；女师大时候，陈西滢也无非说说“闲话”，虽然不无阴险的暗示，但多少还得摆一点学者的臭架子。关于读书和翻译问题，碰过那么两回小钉子，毕竟以骂信居多，哪里像这样有专门性的“理论斗争”的刊物的？而且都是青年！而且都是共产青年！而且都是自称把握了最时髦的革命理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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