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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自呐喊以来所遭受到的最猛烈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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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不过作作影射小说；女师大时候，陈西滢也无非说说“闲话”，虽然不无阴险的暗示，但多少还得摆一点学者的臭架子。关于读书和翻译问题，碰过那么两回小钉子，毕竟以骂信居多，哪里像这样有专门性的“理论斗争”的刊物的？而且都是青年！而且都是共产青年！而且都是自称把握了最时髦的革命理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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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人身攻击在内的多种攻击，哗啦哗啦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来。鲁迅，一支笔而已，将如何抵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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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创造社的分歧和冲突是必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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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留学日本，但是无论年龄、经历，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鲁迅是从辛亥革命中走过来的，他所受的主要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因此，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特别强烈，在斗争中，表现出个性主义的执拗和独立意志的弘扬。创造社分子是在典型的现代文化氛围里孕育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他们接受西欧工人运动，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在思想观念上，主要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行动上表现为集团主义、极端革命性，左派幼稚病往往难以避免。在文学方面，鲁迅受明治文学的影响，创造派则受大正文学的影响。明治时代的作家，着眼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追求为人生的艺术；大正时代则培养对文学艺术本身的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鲁迅明确地说明他的小说是“为人生”的，创造社前期标榜“艺术”而后期着重“观念”，其实贯穿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共同性，即把文学当成为一种可以自在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鲁迅与创造派的天才观也很异样。他们都重视天才，不过对鲁迅来说，与其说重视天才，毋宁说重视培养天才的泥土更合适些。创造派以时代的先知者或艺术的代表者自居，总有一种“指导者”意识，正如郁达夫讽刺他们的，“形似裁判官与个人执政者的天才者”。鲁迅之谓“天才”，是通过个人的反抗意志求得独立发展的，同时意味着与扼杀天才的“庸众”相对立。在鲁迅的眼中，天才是孤独的。他孤独，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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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联合计划的破灭，鲁迅并不感到困惑，或有什么遗憾。事情已经明白。至于幕后的情形如何，他倒没有那份认真考究的心思。他愤慨，但也不无痛感。当此新军阀实行血腥统治的时候，他们竟抡起“革命”的大斧，排头砍杀所有被目为不革命的人们！简直昏蛋！一样的“阿Q党”！仅以身上的反抗的性格和“无治的个人主义”，他就不会在被攻击的时候保持沉默；但是，想及将一一对付各种攻击的法子，心里又不免发烦。值得吗？不觉得浪费生命？当他切实感到这些由外来的左倾思潮同本土的流氓根性结合而成的骄横而空虚的理论，将给未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害时，便决计给予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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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他写下头一篇论战文字：《醉眼中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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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他“醉眼陶然”吗？他说：你们才“朦胧”哩。这朦胧的根由，在他看来，是与官僚军阀很有些关系的。如果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时，笔下便往往笑眯眯，表现得非常和气。然而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且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这样就留下了一点朦胧。和官僚军阀们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了，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结果还得有点朦胧。现在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自然应当走向农工大众。鲁迅借用攻击他的文字说，“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既可走向资产阶级，也能走向无产阶级的。这时，革命的艺术家不免要坐到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待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革命胜利了，他们自叙功勋，便也就成了一样的战士了。“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指出：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的文艺家”呢？所以，鲁迅说：“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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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围攻的文字中间，鲁迅瞅准其中互相牾之处突进去，从核心爆破。他把文艺现象同人格现象联系到一起，把理论分析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方法是独到的，具有雄辩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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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不甘没落尤其可恶！——以鲁迅如此倔强的态度，尖刻的语调，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从文章发表之日起，就意味着下一步将有一场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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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战争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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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太阳社以数十倍的火力覆盖过来，他们试图以量取胜。而鲁迅，实际上处于一种独战状态。他没有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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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在《战线》创刊号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其中说：“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气量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然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罢了。”故作持平之论，其实宗派情绪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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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第4号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共同构成凌厉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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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初梨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他说鲁迅的文章“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一场‘王婆骂街’的乱骂”，又说，“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冯乃超一例称他为“武勇的骑士”，“‘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说他的“一出朦胧的腔调”是“泰山鸣动，死鼠一只”，回顾他全部的创作历史，也无非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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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极力把鲁迅描绘成堂吉诃德的样子。其实，他们不知道，对于这位西班牙的骑士英雄，鲁迅非但不嫌恶，倒真有几分喜欢呢。他曾乘着酒兴，对郁达夫笑着说：“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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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说，鲁迅因为盲目与无知，所以对人家的批判，不能做正正堂堂的理论斗争，只好“咬文嚼字”，胡闹乱骂。这结局对鲁迅来说是必然的。“呐喊”也不过是“咬文嚼字”，毫无实践的意义，所以坐在“华盖”之下，也感着“热风”，发起热来。于是愈加“朦胧”，便不好不“彷徨”。“彷徨”，便“批判自己”，批判的结果，决意将人道主义式的抗争“除掉”，还是不如讲“趣味”好。但要“讲趣味”，只好“坐在黑房里”续抄他的《小说旧闻钞》。于是，“醉眼”也就成为瞎眼了，倘非走动不可，“碰壁”是当然的事。然而这种必然的悲惨的结果，恐怕“除掉”不了，而且是他自家不情愿“将自己从没落救出”，我们自然无可如何，更只好是满不在乎了。文章最后着重指出：然而他的“除掉”却须得“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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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编辑杂记》向读者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还称鲁迅是“反动的煽动家”，“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其实，三篇文章都很少涉及实质性的理论问题，简直全盘陷入人身攻击里了。此外，还立了“读者的回声”的名目，以壮同派的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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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以石厚生的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除了重复同人对于鲁迅的同一调子的攻击，诸如“中国的堂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是一尊小菩萨”等等以外，重点把鲁迅同人道主义捆在一起加以批判。文章说，“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很得意的，因为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支配阶级的走狗”；“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以外的中国人，人道主义式的欺瞒也多是无意识的行动，人道主义者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意义——我很愿意这样想，并且希望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中国之社会的国际的特殊性势，能够对于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成仿吾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说：“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又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在训诫一通以后，回到《“醉眼”中的朦胧》，说：“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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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叶灵凤主编的《戈壁》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他在第二期上面发表一幅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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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杏早在《批评与抄书》中就说鲁迅对于革命文学作家的观察，“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进一步说：“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他说，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阶级认识和革命情绪，当然不会有时代表现的题材，只有自己身上的属于过去的事实。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在他的著作里，有的只是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他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但却把其他作家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泄他的私愤。这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段，他自己也已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鲁迅先生，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朦胧的醉眼也到了睁开的时候了。要就死亡，要就新生，横在你面前的是这两条路。”文章最后警告鲁迅说：“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老人家究竟没有多少年代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还是为着青年，为着自己的新生再振作一次罢，保守不是英荣，是一件可耻的，可耻的事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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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编后》声称，钱杏的文章是“给鲁迅先生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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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线》、《戈壁》之外，其他如《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刊物纷纷创刊。从气象阔大的刊名看，即具有一种囊括一切冲决一切的意味，明显地，这些刊物与《文化批判》是同一气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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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据以自卫反击的只有一个据点：《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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