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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开始以后，鲁迅的孤傲和好斗性格就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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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这应该是继反对复古派和现代派之后的第三次大论战罢。虽然是遭遇战，但那背后的深刻的原因他不会不知道，因此事后也就并不觉得怎么突然。至于与青年交战，也虽有过那么一回，然而，骄纵的高长虹最后不也落荒而走吗？说实在话，他并不把什么创造社太阳社这班英雄连同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放在眼里，后来居然看得有趣以至无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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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他借了一点酒意，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4月9日，又给留学苏联的李秉中写信说：“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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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那种闭着眼睛作豪语的人。虽则在战略上藐视他的论敌，但是在战术上，还是颇为看重的。所谓看重，并非以为那些“专挂招牌”的理论有什么了不起，需要认真对付，而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超越理论的论战本身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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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第16期发表了他题名为《文艺与革命》的通信。在回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要害问题，正在于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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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他说，“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至于斗争，他认为没有什么不对。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这里，他顺手批了一下新月派的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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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新月社的原有势力进入上海，3月间出版了《新月》月刊创刊号。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徐志摩攻击说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又说：“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什么“常态社会”。关于这种所谓的情爱至上的论调，鲁迅在去年年底就著文批评过新月派的另一名领袖人物梁实秋，指出唯人性论完全有悖于目前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其宗旨无非是维护毫无仁爱可言的政府及上流社会而已。实际上，在社会存在专制、压迫、自由和民主无法喘息的情况下而奢谈人性是最没有人性的。本文也说：“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他为“斗争文学”辩护，但却又明白表示，不相信如创造派所鼓吹的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至于以文艺为“宣传”，为革命工具，他认为也可以，但把文艺等同于一般宣传品，他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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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人生”的艺术家，他固然重视文艺的社会影响，但也不能不同时保护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以免遭到侵犯。由于论战的推动，他自行纠正了在广州期间发表的“文学无用论”的某些偏激之处。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只用了一个比喻，便把为文艺所特有的审美效能说清楚了。既否定新月派借艺术以反对革命的论调，又否定创造派因“革命”而取消艺术的做法，在左右周旋间，他坚持了自己的独立的理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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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他特别批评了中国文坛，尤其是上海滩文人的行帮意识。他指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此外，他还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因为任何批评，都必须先有对象；没有作品的产生，不论挂任何招牌的文艺运动、文艺理论都是空的。他反对为运动而运动。在他看来，创作的状况是重要的，它应当成为文艺批评的最起码的尺度。他所以小觑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除了理论的贫乏之外，已发表的作品往往拙劣到连新闻报道一类文字都不如，自然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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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期《语丝》接连发表鲁迅的一组短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而且都是4月10日同一天写的。简直以一当十。在这里，他着意向论敌显示自己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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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直接间接都同“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它们在结构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处处把中国社会黑暗的暴露与对革命文学家逃避黑暗的实质性批判结合起来。在《太平歌诀》里，鲁迅引用南京市民在中山陵行将竣工时编造的歌诀，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种极其自私、麻木的国民心态，必然造成变革中国的巨大障碍。在《头》、《铲共大观》里，他一方面揭露权力者的滥杀现象，还有所谓的“影响罪”问题，另一方面揭示群众“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的愚昧落后的情形，以无情的事实推翻了盲目倡言“革命文学”的社会根据。有如音乐的复调或多重变奏，这组文章集中批判了革命文学家的“超时代”，反复强调文学必须忠于现实的主题。《太平歌诀》有一段对革命文学家的描绘，可谓传神之极，说：“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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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议论的文章不足以应付眼前的一切，十天以后，鲁迅又写了一篇，题为：《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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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弱水的谤文出发，他再度指摘其中的矛盾和笑话，并且发掘开去，寻出历史的根株。文章说：“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创造派不也“反对资产阶级”，“讳言黑暗”，“厌恶人道主义”吗？那么他们当属于哪一族类呢？弱水文中把他比做林琴南，他将就这个例子，讽刺说，林琴南所以不行之故，关键全在于生得太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言下之意是，林琴南只是不如你们的善变而已。然而，历史就这么可怕，“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竟也还像林琴南般的东拉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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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创造派的“革命文学”理论，并非什么新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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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章发出去以后，鲁迅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剩下来的工夫，就是静静地看革命文学家的各种表演了。他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5月4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说：“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月底，他又写信说道：“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一周过后，他在信中透露了一些新的想法，说：“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的，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本来，当权的国民党新贵及其御用文人，才是他的主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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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他的肺病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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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派等的围攻，不能不是促成致病的因素之一。虽然他对于“革命文学”一类堂皇的理论不大以为意，有时还为其中的荒诞感到可笑，写成文字，更是俏皮之至，但却根本无法消除由于论敌的纠缠所引起的内心的焦虑。他不能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动，而他，又恰恰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这是很可悲哀的。此外，他还得遭受各种琐事的困扰。假鲁迅的出现倒还没什么，托人打听一下，写个启事也就完了。单是“义子”的处置，就足够令他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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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大时代的学生廖立峨带了爱人找上门来，说是要做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让他收留在家里。这样，他们的一切费用，都得由他负担。呆的日子长了，实在不胜负荷，他只好四处奔走代为寻找职业，后来甚至于提出每月交给一家书店三十元，算是店里支出的工资，让廖立峨过去做个校对。廖立峨不但不愿做事，反而满腹怨气，最后向他索去一百二十元路费，还攫去一大包衣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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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期间，他可以一日为文数篇，频频出击，毫不示人以弱；然而同是青年，却又步步退让若此，简直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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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譬如做这类傻事，也都并非真的出于糊涂，而是天生的仁爱。他不是那类迂夫子。他愿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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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做起事情来，他确乎往往免不了思虑前后，而且一件未完，总是时时刻刻横亘在心里；但一旦下定决心，便有如快刀斩乱麻般的快捷。7月间，病体刚刚恢复过来，他就同许广平一起到杭州西湖度“蜜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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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这般超脱过，潇洒过，快乐过。什么“革命文学家”，什么“义子”之类，你们尽管纠缠去，他可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此刻，他想的只是：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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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要玩——因为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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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思想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升华：革命·流氓·投机主义·人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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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家们不会轻易放过鲁迅，他们不能容忍神圣的观念遭到亵渎，何况还有小团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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