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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思想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升华：革命·流氓·投机主义·人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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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家们不会轻易放过鲁迅，他们不能容忍神圣的观念遭到亵渎，何况还有小团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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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最早的要算钱杏。6月，他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从个性、创作到理论作全面的“考察”，据此宣布对鲁迅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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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态度是这样的吗？革命党人的个性能这样的倔强么？”在钱杏看来，党性和个性是不相容的，个人必须无条件放弃个性而恪守所谓的“党性”原则。因此他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又说，他“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对此，钱杏发出警告：“鲁迅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希望鲁迅以后再不必亮着自己的漂亮的嗓子，大叫几声：‘因为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是终于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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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追究鲁迅的创作动机，说“只是忠于口，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牢骚”。在援引一段《〈野草〉题辞》以后说，鲁迅始终不能做地火，只有希冀着，只有希冀地火来到时，好让他大笑，歌唱。这是革命的旁观者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于是，鲁迅只有描写黑暗面。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钱杏通过对鲁迅的批判，第一个较系统地阐发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他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不错，我们并不否认鲁迅是一个黑暗的暴露者，但暴露黑暗并不就是革命文学。”钱杏认为，可以暴露黑暗，但同时必须创造光明，而这光明未必是实有的，但却是理想的，未来的，可以制作的。如果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钱杏所代表的这类“革命文学”理论，实际上是把生活中的“光明”和“黑暗”人为地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两块，且无视作家的需要和可能，片面提倡创造光明和歌颂光明，从而陷入别一种“瞒和骗”。出于这种主张，对鲁迅的创作，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他说：鲁迅笔下的光明在哪里呢？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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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朦胧以后的鲁迅依旧是朦胧。”文章总结鲁迅对革命的态度说：“他总要保持着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他不但不认错，仍旧像中古时代任性而为的一个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武士。”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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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派对鲁迅的新的围攻，一直拖延到8月份。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在此以前，李初梨发表过一篇题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的文章，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或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的政治标准，并且进一步规定其位置的孰先孰后。这种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以“宣传”代替艺术的作法，是曾经为鲁迅所驳斥过的。正是借此机会，李初梨把鲁迅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连同托尔斯泰一起加以批判。《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集中了创造派的优势兵力，对鲁迅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在攻击中，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章，文风是最恶劣的。对于郭沫若惟一的一次使用的化名，鲁迅知道得很清楚；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考据家们竟至于考证了整整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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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排方面，该刊把郭沫若的文章放到后面，有意突出冯乃超的论文位置：《冷静的头脑》。文章在批判梁实秋的同时，批判鲁迅为“深刻的孤独的巡礼者”，“夸大妄想狂症的患者”，“不是健康的现代人”。由于鲁迅“向着青年们撒了很危险的谎”，因此，“不能不要‘除掉’鲁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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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奇署名“何大白”的文章，叫《文坛的五月》，他以文坛巡礼者的面貌出现，明确地指鲁迅为“我们的敌人”，鲁迅和周作人所代表的倾向“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倾向是代表中国intelligentsia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虽然还没有到积极反动的方向去，但是在转变的现阶段，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telligentsia的逋逃薮”，所以对鲁迅的批判，是“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还有一篇文章是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发出威吓说，鲁迅应当“忏悔”，“改邪归正”，如果再“倚老卖老”，就要替鲁迅“发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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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殿后的郭沫若的文章，分籍贯、家族、年纪、身体四方面罗织了鲁迅文章的断片，说“可怜只像一位歇斯迭里女人的悲诉”，又说“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还固执着偶像崇拜狂的时代”。其中，特意把曾经为鲁迅痛斥过的魏建功对盲诗人爱罗先珂实行人身攻击一事，作为“很有趣味的一段逸事”重新提起，于是把鲁迅和周作人加在一起，算是“相同的气类”。郭沫若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于是接着说：“‘林琴南先生’果真‘就早已死去了’吗？还有我们鲁迅先生‘想起’呢！”文章最后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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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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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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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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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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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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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继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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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旧业的元老，还是从实际工作中被排挤的借文学以谋生的新人，他们于理论都没有添加任何一点新东西。本来无须乎再说什么。但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他不能任由论敌来作最后的结论。结论必须由自己来做。而且，也该到了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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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正是郭沫若们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天，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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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革命底广告式文字”，说有人在创造社开设的咖啡店里，遇见了“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既是鲁迅、郁达夫，也有潘汉年、叶灵凤，或则高谈，或则沉思云。为此，《语丝》刊发了郁达夫的《革命广告》，文后则是鲁迅的“附记”。在这篇小记里，鲁迅用了调侃的笔墨，把大半年来创造派对他的个人攻击，通过“革命咖啡店”而贯串起来。全文不长，反语正说，寓攻于守，写得十分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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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坛的掌故”，他明确表示意见说，上海近年来的“革命文学”是“又一幕”，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里所挂的招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学”。然而，中国既没有俄国的劳农专政，也没有日本的那么一点些微的出版自由，以至可以组织劳动政党；处于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的国度，哪里有可能产生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呢。他列举了郭沫若否定“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的谈话，以及成仿吾到日本修善寺温泉去的新闻，旨在披露他们争“正统”，争名声，争各种个人的“好结果”这样一种心理潜质。所有这些，也都无非证实了上海式“革命文学”到底是怎样一种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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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阶级性》一篇其实是谈唯物史观的。由于革命的文艺家们都标榜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唯物史观，因此表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必要的，也当算是一种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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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并没有也无必要作全面的论述，只就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做出扼要的说明。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不是那种“经济决定论”者，在他看来，阶级性与人性是有联系的，他并不以阶级性全盘否定人性。新月派与创造派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理论的谬误，就方法论而言，都一样“走了相反的极端”。对于唯物史观的了解，他主张阅读原著，弄通基本的书籍，而反对只看提要之类的取巧的办法。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所以，他最后表示：此刻并不赞成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只希望有切实的人翻译这方面的著作，认真地从事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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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此后，创造派方面虽然也还有人继续施以攻击，但几乎都重复过去的调子，成了强弩之末。而鲁迅，倒也还时时提起的，一如当年对徐志摩陈西滢们所说的“不能带住”。不过，那已经属于历史的回顾性质——他是完完全全的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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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信告诉朋友：“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加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其实所写，正是一个胜利者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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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境遇和态度，甘人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鲁迅也有他的缺点，他不是英雄，不是导师，如《小说月报》上方璧君所说；所以他不长于鼓动，不善教导。他的敏锐的眼光一面既看透了第一第二阶级的罪恶，他的怀疑的性格一面又不信任第三第四阶级的天真。（innocence）他虽有解放的意识，不肯攻击当在压迫之下挣扎的人们，免张压迫者的气焰，但他缺乏热烈，既不会学社会革命家大呼疾走，永远戴革命领袖的荣衔，又不肯盲从，替人摇旗呐喊。他只是一个清道夫，一步步，慢慢的，稳健的，细致的，剥掘，扫除，一群自命无产阶级的游卒，打着旗号，卤撞地冲过去，拉他同走，他不肯，游卒大笑，骂：“第一第二阶级的拥护者。”未几，游卒大散，乌合之众，片时星散，战场上更不见一个革命的战士，只剩下清道夫还在剥掘扫除。他剥掘扫除出来的是什么？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与军阀政客的压机下的中国人民的脓血，是青年志士失败的余灰，是旧道德，旧思想，旧迷信下的平民的枯尸——被压迫的人民的苦痛。的确，鲁迅不是文艺活动家，很早以前他就明白自己不是那类一呼百应的英雄；但他也不是纯粹的学者，活社会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从被迫卷入论争的那一天起，这位特立卓行的实践家，就无须理会挥舞其上的指挥刀，或是嚣骚一时的新潮流，他完全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现状出发，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个人经验和独立人格出发，表现了一个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战士的战斗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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