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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作为思想主体的创造性。有不少经过他深思熟虑有声有色的结论，在中国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竟长期没有被重视。他的惊人的深刻之处，只有在阶级和民族的重复的劫难之后，才可能作为历史的教训而为后人所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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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革命完结于“内里蛀空”的思想。针对革命所面临血腥镇压的事实，他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接着，还特别加以说明：“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后来他称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物为“蛀虫”，也就是这个意思。早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就已经从蜕化的王金发以及潜入的章介眉的身上，发觉“内里蛀空”的危机。这个梦魇般的历史规则，再次为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现象所证实。所以，到了广州，尤其是“四一二”前后，他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现实，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有名的“包围新论”，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那被包围的“猛人”，是可以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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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关于革命性质问题的思考。在创造派的一面，文章普遍体现出某种指导一切，打倒一切的作风。有一种可怕的逻辑是：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支配阶级底律师，亲随，走狗”，声言要“清查”封建思想及布尔乔亚的根性的“代言者”，“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踢他们出去”，把“反革命”送上“断头台”。作为“指导者”，“惟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于是转让观念，恩赐你一切；作为批判者，他们又可以随意地加以申斥。鲁迅把他们称之为“军阀脑子”，“英雄嘴脸”，“才子加流氓”。鲁迅多次论述过“流氓”及“流氓性”。“流氓”一词，除去“排头砍去”这种盲目的破坏性之外，还有别种解释，即：“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成功以后。鲁迅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已经意识到工人的地位迁升以后，将有成为新贵的可能性。他曾经用讽刺的笔调，设想如创造派一类的高嚷“革命”的人，在革命成功以后将会如何建立他们的“功业”：“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至于他个人的命运，也将肯定不佳，说：等到他们“获得大众”也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会随意为他重新划定“阶级”，如“贵族或皇帝阶级”，然后“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算什么革命呢？！鲁迅指出：“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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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革命文艺家的论争，与其说是拒绝他们的理论，无宁说是拒绝那透过理论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某种革命方式。他不承认革命者拥有垄断权。革命是同人类，包括“一切非革命者”的解放联系到一起的。在这里，对于“极左倾”观点的批判，可以看做是他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对于封建专制思想、非人思想的批判的继续。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在《阿Q正传》里，他提出一个“阿Q党”问题，说明了他从辛亥革命时代起，就一直对革命与人的关系保持着紧张的思考和高度的警觉。随着大革命的进行，对于胜利后的革命阶级专政的设想，必然地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他的心理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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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条主义以外，投机主义也即机会主义，开始进入他的批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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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进化论说：适者生存。以此看人类社会，这“适者”，当是指那些适应世界进步思潮，以重新调整和确立自己的斗争坐标者；但也有大量没有特操，见风转舵，无往不适的适应性极强的人。后者是鲁迅所反对的，称之为“投机家”，“做戏的虚无党”，“二丑”等。在论争中，鲁迅明白地揭破某些革命文艺家灵魂深处的投机意识。他曾经从两个大的方面说明这种投机性，其一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再就是：“‘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投机主义的外在形态，鲁迅以“忽翻筋斗”来形容它。革命文学家的“突变”说，可视作它的某种表现形态，难怪鲁迅对此多次加以讽刺和批判。他指出：“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本身而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无论现实或理想，投机主义者都是一无所有。至于其本质，鲁迅描绘说：“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十足的利己主义。自私，狭隘，随大流，两边倒，朝三暮四，出尔反尔，“一阔脸就变”。鲁迅这个对国民性素有研究的批判家，深知根源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投机主义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故把“内里蛀空”与之直接联系起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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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格问题。专断，投机，徒作空言而不做实事，骂倒一切而唯我独尊，凡此种种，无不与人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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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作为近代科学的崇拜者，他一样重视“道德力”。其实，他对于科学知识的吸收，各种西方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学说的学习，都是同时把科学当成为一种新伦理、新道德、新的精神方式来接受的。他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随着对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研究而深入到人类更为广大的精神领域。所谓人格，就是个人的内在生活，个人心理过程和状态的有机集合体。人格与“国民性”，作为共同的内涵，存在于人类学家所称的“标准文化人格”、“地位人格”等概念之中。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一开始就不是经院式的，而具有实践意义。他把国民性批判同具体的人格批判结合起来，一方面借以解剖自己，完善自己；一方面直接运用有关人格和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内容投入现实斗争。在女师大事件中，他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批判，就是人格批判与思想批判相结合的最出色的例子。革命文学论争也如此。他从人格面具的后面，看到了革命文学家全部尚未上演的戏剧。无论是“公理”、“正义”，或是“革命”、“普罗”，在他的眼中，都无法掩饰旗帜与本色之间的差异性与虚伪性。他是重视人格的，以为并不下于思想观念，故先前就有“二重思想”的鄙薄的说法。在这次论争前后，他还翻译了不少与人格相关的文章。总之人格于他是一个重要参数，甚至扩而广之，可以借此确认政党、集团、各式队伍的素质，乃至于革命和文学的性质与前途。他所构建的理想中的“人国”，当是把人格的构建作为其牢固的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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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远远超出于文艺论的范围，表现了鲁迅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远大的战略眼光。即就文艺问题而论，他也是把思考集中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格的关系上面。革命文艺家有不少关于创作原则、方法方面的论述，他不予理会，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他看来，就目前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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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期间，周作人、韩侍桁、甘人等人的文章，客观上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周作人从他的文学无用论和文学无目的论出发，批评“‘浪漫’的革命文学家”“做粉红色的梦”，“没有勇气看”“人生的黑暗”，此外也还讽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取巧”和“投机”。但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几乎都陷入了“‘革命文学’取消论”。周作人说：“文学本来是不革命”；“文学却也非是宣传”；“提倡革命文学的人，想着从那革命文学上引起世人都来革命，是则无异乎以前的旧派人物以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的古书来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而鲁迅，并没有否定革命和革命文学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附加在这上面的各种不正确的观念意识而已。他认为，革命是永远需要的，因此也就必然有人去写革命文学。这是时代使然，无论革命或革命文学，都不可能因有人矫作或反对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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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已经开始成为文学界的新的倾向。然而，马克思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篇章和片断还没有整理出版。在苏联国内，无产阶级文化派几度卷土重来，他们的极左观点未及彻底批判，“拉普”占有很大的实力。在左翼文化潮流波及的国家内，“极端革命性”的现象仍相当普遍，虽然说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但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指导是不无关系的。在一段短时间内，汇聚到中国的各种号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者相当芜杂。而当创造社太阳社高倡“革命文学”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此实行了攻击，标榜为“国民党革命青年的刊物”《青年战士》甚至以拥戴的口气，把鲁迅置于与共产党相敌对的地位，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正面论战的困难。正是在这种十分荒芜、混乱、困难的情况下，鲁迅发表了他的有关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份很及时、很独特、很有分量的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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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在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他的论敌李初梨有一段话说：“他所喜欢的，无论是谁，是动也不许动的。”他没有说错。以个人的“喜欢”与否为指归，充分反映了他为人为文的哲学品位。他从来不以“领袖”和“导师”自居，但也不做“喽啰”和“戏子”，在一生中始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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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在他的身上，“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相消长。其实，在他的晚年，也并没有从思想上抽掉这两大内容。不过，他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集体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里，集体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对他来说，集体绝不是临时拼凑的戏班，或者由指挥刀吓成的战线。作为个人自由的结合物，集体是并不以消灭个人意志作为它的存在的代价的。因为在他看来，集体往往比人们所称的要广大得多，以至最后成为整个阶级、民族和人类命运一类形而上的精神组织，成为个人行为的背景；个体的存在则是形而下的，惟一可见的，可相信和可把握的实体。他在“热风”时期说过，中国人可惜的是没有“个人的自大”，有的只是“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于是党同伐异，实行对少数天才宣战。他甚至把这种现象，看做是中国自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振拔改进的原因。可以说，他是坚持“个人的自大”的，他的一生都在与“庸众”作战，在战斗中保卫和履行作为生命个体的应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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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牺牲对于外部社会的参与。在“革命文学”的潮声中，他译成的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提倡的“自由主义”，与他的“个人的无治主义”颇为一致。鹤见祐辅式的自由主义，也即创造派所攻击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现，自由地行动”，是包括了人格思想和社会思想两个方面的内容的。由于它包含了争取“社会人的自由”这一社会思想，因此，不但与专制主义处在相敌对的位置，而且与利己主义也绝不相同。然而，鹤见祐辅说：自由主义者“并非社会主义似的有或种原则的一定的主义”，却是有背于鲁迅的一贯思想的。正是在争取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这一政治信仰上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使自己原有的整个思想结构得以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对他所以富于吸引力，就因为相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那是一种反专制反蒙昧的异质的科学理论，但是，他深感传统文化的同化力，什么学说来到中国都要改样的，所以，在吸收这一学说并使之实践化的过程中，十分警惕有人把它演变为“儒文化”的新变种。他不能容忍的是，由于强调反个人的“社会”、“群体”以及超现世的“观念”、“规律”一类东西，而无视生命个体的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出发点上，他有别于那类自命为正统，并为马克思本人所反对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是以个人的方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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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庸众”，作为他的一个思想范畴，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史观”的派生物。它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着不同的变化，但总的说来，所指是与永远以少数出现的精锐部分，也即鹤见祐辅之所谓“指导者”相对出现的群众，则是无疑的。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真正的指导者”也仍将成为社会的必然存在。在所译的高尔基的短篇《恶魔》附记里，他特意指出高尔基已是“社会主义信者”之后，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情况，应该说，这是很有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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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乡土中国来说，他始终坚持个人的自主意识这一思想带有启蒙性质，而个人行为本身也同样富于启发的意义。在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改造中国的同时，高张个性主义的旗帜，从本原意义上看，鲁迅正是五四传统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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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盗取“天火”·托尔斯泰和人道主义·“同路人”·《奔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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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强者，必然被置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但又只能以仅有的内部意志进行对抗。一切决定于自己。谁也不能代替。对于能否打破命运的围困，他可以没有信心，甚至陷于绝望，但是可以确信的是，斗争一定能进行到最后一刻，直至彻底消灭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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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对鲁迅来说，既构成为人生的内容，也是战斗的特异的方式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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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上海，鲁迅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厦门和广州所遇到的那种盛大的欢迎，在这里是没有的，相反是声势浩大的围攻。从这时候开始，他不得不横站着作战，虽然他知道，面对的革命文学家并不在原来的敌对的营垒，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和作风，对于革命是极其有害的，“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成了他们的一种“战略”。这样，便不能不认真地作一次理论的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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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懂唯物史观。”革命文学家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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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懂么？他们没有说错。然而他们就都懂吗？实际上并不懂，所懂的不过是一大把名词而已。那么，就把他们所标榜的这种武器夺过来！你必须夺过来！从原来的兵器库里夺过来！你必须拥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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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开始以后，鲁迅写信给《苏俄文艺论战》的译者任国桢，希望能提供一批有关唯物史观方面的书目。1928年的头三个月，他购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社会科学书籍共一百三十多种。强大的火力把他逼入巷道。他紧盯着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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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他给韦素园写信说：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以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战斗实践的渴求，原来的思想与唯物史观本然地便有了相契点，加上过人的理解力，很快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本质。但是，即使已经深刻地领受到了其中的逻辑力量，他也并不以为这史观是惟一的，足以穷尽一切，取代一切。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大源泉”，对于文艺批评来说，深通一门学说是不够的，必须了解人类全部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而且还须重视那随着环境的迁移而发生的变化。他特别指出：“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兼容的精神，任何富有独创性的思想，都不可能来源于单一的学说或学派，不可能封闭自己。正是多元的科学艺术观念，使他的思想在不断丰富中永远保持着一种自为的、活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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