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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译作陆续发表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遭到革命文艺家们的攻击。他们嘲笑鲁迅“方向转换”，“投降革命”，是“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不可救药的没落”，等等，除了后来议论翻译问题偶尔带及之外，在这方面，他没有为自己作什么辩护。他注重实绩，而且相信，这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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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本人，是不同意“方向转换”的说法的，也许还因为创造派自我标榜的“突变”说而对此特别反感。的确，随着清党和革命新贵集团的出现，他从拥护国民党转而反对国民党，在此前后，更多地阅读了有关唯物史观的书籍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在观念和方法上有了不少变化，但是，凡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改变了他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思路。我们只能说，鲁迅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向前迈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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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称为“中产的知识阶级”，却没有“固守本阶级”如所论的有岛武郎，而是彻底的反叛。从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的那一天起，他就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以他在斗争中所表现的真诚、清醒、强韧，那是无人可及的。虽然，由于对付问题的一反盲目轻浮的现实主义态度而多有疑虑，以至于被讥为“理解力的迟缓”；由于置身于文化人中，却又毫不顾及上流阶层或文人集团的利益而多少显得孤独，但他毕竟是中国近代革命以来的最激进的民主斗士。他须臾没有离开那个巨大的精神实体，他的战斗，又始终贯注着自己的个性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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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击革命文学家的又一个方式是，翻译苏联和日本方面有关托尔斯泰的系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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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派称鲁迅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断施以攻击，新月派也对“浅薄的人道主义”加以非难，从而形成鲁迅所称的“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此间，以“勿抗恶”著称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自然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典型。所有报刊，几乎不骂几句托尔斯泰太“矛盾”就不显时髦似的。可以说，如何认识托尔斯泰，也便同时成了如何对待人道主义的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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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留日时期写作的《破恶声论》里，鲁迅便把托尔斯泰同卢骚等相并论列，高度赞扬他的“自忏之书”，表达了对人间“至诚之声”的企慕与追求。即使在那时，鲁迅已经对他那使“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的主张提出异议，以为太理想化，见诸事实是行不通的。时至今日，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鲁迅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质便看得更清楚了。他引了挪威作家哈姆生的话说，托尔斯泰不过是宣教者，而不是思想家。以这样的宣教者，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是没有不失败的。“每做一回买卖，就大折其本”，说的就是这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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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人道主义受到排斥，鲁迅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他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而且将一定得到完全的自由，但在阶级社会里却不能不暂有禁约。他注意到了卢那察尔斯基对托尔斯泰所作评论的态度上的变化，乃出于时局的影响。随着和平环境的到来，他相信，托尔斯泰必将得到一个恒定的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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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评价将意味着肯定托尔斯泰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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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提到苏联驻日本使马伊斯基在东京托尔斯泰纪念会上的一篇演讲时说：“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这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于此得到苏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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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鲁迅是反对苏联的这种“奖其技术，贬其思想”的“廓清运动”的。他所以敢于对此表示怀疑和否定，首先是因为把一个作家的思想和技术完全分割开来，无视艺术的整体结构，是包含了机械论的方法论的。而且，据着某种新兴的主义或政策，便可以抛弃人类其他的进步思想，甚至全然抹杀其在人类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影响，显然是一种左倾见解。他揶揄“以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说：“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Doukhobor）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后来还说：“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在这里，鲁迅肯定了托尔斯泰的“真诚”和“抗争”的方面。“技术”并不是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对社会正义的维护的本能，也就失去了托尔斯泰。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不但不应成为权力的附庸，也不应成为“知识”或“技术”的奴隶，他们应当拥有“道德力”，把自己的知识活动和艺术活动同人类存在的普遍的价值目标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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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国度里，人道主义是一种抗争。以鲁迅对人类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对人际问题的关注，无疑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然而，他痛恨权力者，憎恶上流社会，并不“博爱”也不“宽宏”，有时偏激到近乎病态；但他正在这报复和抗争中维护了人类被压抑的生存意志和所应有的尊严。他不是那种“古风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对于“人”的观念完全是现代的。现代没有平和之物。现代是一条湍急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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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末，鲁迅开始翻译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究其本意，固然想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联的文学现状，但仍然与批判革命文学家的错误倾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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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洛茨基使用了“同路人”的概念之后，苏联文艺界便广泛地以此称呼大批的非党作家。拉普“岗位派”的代表人物瓦尔金却另有一番解释，远非托洛茨基所指的那类“同一条道路行走的、到达某一地点的人”。按照他的说法，“同路人”是“在旧的、没落的、反动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过去的资产阶级为自己日益衰弱的力量取得援助的后备”。根据瓦尔金的报告作出的《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决议》这样写道：“‘同路人’文学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文学不但不孚众望，反而暴露出它与革命目标敌对的、反革命的本质。”就这样，连高尔基也成了“同路人”，成了“资产阶级作家”和“市侩作家”，成了“今日的蛇之王”而受到恶毒的诽谤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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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与目下革命文学家的打倒一切、惟我独革的做法极其相似。叫嚷了大半年的“革命文学”口号而无像样的货色，还是让他们看看，“非革命”和“反革命”作家已经写出了怎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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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路人”作家，鲁迅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何谓“同路人”？在他看来，他们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的，而究竟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虽有接受革命，与革命一同行进的一面，但又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所以，与“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毕竟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他对两者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对于“同路人”作家在叙述和议论所常常透露出来的“冷评气息”，他曾经表示过不满，但却并不因此否定或低估他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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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知道，在知识阶级与劳动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隔膜。“同路人”即使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但仅经几年时间的洗练，是还不能消泯旧日的痕迹的。这样，就不可能苛求他们写出在观念上绝对正确的作品，不可能苛求他们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只能“照着所能写的写”，“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其实，这样就不错了。对“同路人”作家诚挚的写作态度，鲁迅是颇为欣赏的。在这里，可能留有托洛茨基关于作家的意识与下意识过程相一致的观点的余痕，并且带有自剖的性质。文学是需要诚实的。他在“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农夫》后面附带写道：“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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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的两个小说集《竖琴》和《一天的工作》里，都有他翻译的“同路人”的作品。鉴于中国文学的“瞒和骗”，以及革命文学家们的“超时代”，他特别推崇他们的写真实。虽然，以他们的视界，还“看不见全局”，但却能反映某“一面的实情”；他们的作品所以还拥有不少读者，主要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在谈到理定的《竖琴》时，他说：“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碎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普罗塔利亚特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革命必须混杂着血和污秽，这就是真实。鲁迅多次警告说是必须看到血和污秽的。他所译的同一个雅各武莱夫的《农夫》因为“非革命”，连广告都被苏联大报馆拒绝了；后来再选译的中篇《十月》，观念是前进了一点，且还是“非革命”的，然而都一样有生命。他强调指出，那生命就是：真实。观念并不能代替艺术。由作家的良心所发现的生活的真实，毕竟是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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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造派从“为艺术的艺术”走到现在的“文学是宣传”这一步，形式和技巧注定要成为被唾弃的对象。所以，鲁迅在译介“同路人”的作品时，也就十分注重这个方面。在附记中，对它们的卓拔的技术，总是特别地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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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同路人”的态度，反映了他对革命的战略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革命的建设的途中，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后来，他在另一场论辩中还说过：“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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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假洋鬼子”的政策不是革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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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叭儿的撕裂，但终于被“张大元帅”所禁止，发行的北新书局也同时遭到了封禁。1927年岁暮，李小峰来到鲁迅的寓所，提议《语丝》在上海印行，请他担任编辑。考虑到几年来自己与杂志所共同遭受的命运，他以为是不应推托的，于是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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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语丝》，他仍然想创办一份新刊物，一来可以扩大培养青年的园地，二来可以多载些译文，介绍世界进步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情况。想定以后他便找郁达夫商量，一起负担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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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京时期，鲁迅已经同郁达夫有所过从，并且有过共同编印青年小说的计划。现在，这位创造社的中坚人物因为“内讧”而脱离了原组织。在鲁迅看来，他是诚实可靠的，至少没有那样一副“创造脸”。虽然他的作品有些颓废气息，但究竟能够接受新兴文学的观念，有些论文还是写得很漂亮的。在一个时期里，他也连同自己一起遭到创造派的攻击。总之，在朋友中间，他应当是最合适的合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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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奔流》月刊终于破土而出。《奔流》的编校出版工作，耗去了鲁迅太多的时间。据他自己说的，所谓“奔流社”“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其实这“两三个人”，除许广平和新认识的青年柔石帮助做点校对联系的事情之外，所有事务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郁达夫虽称编者，只是译写一点文章和组织一些稿件而已。从1928年4月中旬到7月中旬三个月间，鲁迅几乎没有为其他刊物写过文章。他告诉朋友说，“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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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流》中，他系统地介绍了一批外国作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契诃夫，苏联的高尔基、理定，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保加利亚的伐佐夫，西班牙的巴罗哈，美国的惠特曼等等。此外，还专门编印了纪念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增刊。他翻译的《文艺政策》，也都在上面连载。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是与《奔流》的编辑工作同步进行的。在创作方面，先后发表了许钦文、柔石、白薇、罗西、张天翼、梁遇春、白莽等青年作家的作品。每期编校完后，鲁迅都几乎写有后记，对刊物的内容给予详尽的介绍。在刊物群中，这是很有特色的。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刊物的插图。在他所编的刊物中，大量配置插图，就是从《奔流》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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