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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骗不过一批“文探”的鼻子。他们的嗅觉特别发达。其实，自由盟自成立以后就一直遭到攻击和压迫。一个署名“天马”的评论“自由运动”说：“或谓此辈著作家，本无所谓不自由也，各新文化书店尝见彼等之著，今组织团体而运动自由，深望勿以求自由故而反致不自由也。”十足的无耻奴才腔调。梁实秋则以鲁迅发起加入自由盟为口实，维护《新月》“争自由的文章”，对鲁迅的批判实行反击。《民国日报》组织了系列文章，追踪自由盟的演讲活动，诽谤漫骂，恶毒之至。其中，有报道说“中公学生反对自由大同盟”，“鲁迅等无所施技”；甲辰生的文章，题为《鲁迅卖狗皮膏药》，不惜使用下流的语言；敌天的《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攻击自由组织演讲为“反动的宣传”，“最卑鄙最龌龊的行动”，谈到鲁迅时，故作尊重怜惜之态，说“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艺家鲁迅先生，不自保持其优美的历史，反来与一般时代落伍的无聊文人们结合，作那反时代的勾当，真是可惜之至”。最后，十分露骨地表明了敌视民主自由的党性立场：“在现在以党治国的局面下，是否需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在稍明政党和革命党之分别的人，定能回复这一个答案。”《江苏党务周刊》发表岫云的《什么“自由大同盟”？》说鲁迅等人到各校演讲，“都是反对党的专政”；文章宣称现在是“以党治国的时代”，个人的自由不能阻碍党的自由，“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公民如同草芥，在党老爷及其皂隶的眼中，个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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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党部执委、教育局长陈德徵表态说：“反革命者是不许有自由的。一切反革命者如果用他们的口或笔来宣传破坏全体国民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为民族和国家计，就应当斩钉截铁的不许他们有个人的自由。一切反革命者不许有集会以扰乱社会的自由，也不许有发表言论以摇动民族基础的自由，这种制裁的责任，我们是要代替民众的利益而负起来的。”他还威胁说：“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么连现在所给予的一点自由也得收起了。”如果要剥夺你的自由，只要定名为“反革命”就行了，真是再省事也没有。而且这种制裁还是一桩恩典哩，因为他们的党，据说是代表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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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颁令上海各学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演讲，并勾结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是CC派的大本营，那里的权势者一贯喜欢干预文化界的事情，当他们得知自由盟的情况以后，立即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刚刚接编《语丝》的时候，曾经有青年投稿揭露复旦大学的黑幕，鲁迅不加删改把它全部登了出来，浙江省党部要人许绍棣正是该校毕业的学生，于是公仇私怨，一并借此机会发泄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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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由意识的人是最不自由的。政府当局首先得盯住他们。对此，鲁迅告诉许寿裳说：“浙江省党部也不是没有熟人，倘来问一下，我或者可以告知原委。现在竟然使用这种手段，那么我只好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算是由我发起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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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他照例出门，照例到内山书店，好像从来未曾有过通缉那么一回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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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罢。”内山劝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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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的，”他说，“如果真的要抓人，他们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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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有点讨厌，不让我开口——就那么一回事。”话中几分感慨，几分幽默，几分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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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广平担心，内山再三规劝，他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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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恐怖远胜于传染疾病。他被迫孤离于人类正常生存的空间之外。出走之前，他怕连累朋友，便将小心保存下来的许多信件毁掉了，他知道，中国的衙门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可怕。在朋友中间，除了柔石、冯雪峰、韩侍桁、姚蓬子、郁达夫等四五人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大约每隔几天，许广平才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一天晚上，偶尔外出夜餐，归途就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久久追踪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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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者的一生。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放逐，几经辗转而到上海，仍然是接连不断的短期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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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矮的屋顶下，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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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这么说，而这一点点“残剩的自由”毕竟是可珍惜的。避难期间，他数次觅屋，最后经由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迁入北四川路公寓。门上，贴着写有“内山完造”名字的纸条。有了外国人的保护，于是有了安全阀。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的地位总是优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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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酷的文化统治之下，把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召集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以便在文艺战线上开展有效的抵抗运动，成了急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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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指示说：解散创造社和太阳社，立即停止对鲁迅的论争，把鲁迅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人们争取过来，希望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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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重要成员都是党员，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这是容易做工作的。党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至于鲁迅，这个富有个性的倔强的人物，他能够接受党的要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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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说客：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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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浙江义乌人。1925年春到北京，作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曾经几次听过鲁迅的课。1927年6月，受了李大钊殉难的刺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南下上海，再回故乡，其间同鲁迅发生过通信关系。年底因受浙江省政府通缉，他逃至上海，会见了昔日的同学柔石，通过柔石的介绍，开始正式访问鲁迅。1929年初，在柔石的帮助下，他在景云里找到一处住所，恰好成为鲁迅的近邻，从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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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与鲁迅论争期间，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鲁迅看到以后，很是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经过柔石的解释，说是主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才没有再说什么。其实，冯雪峰在文中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某种优越感。他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是“友方”，不革命而无害。虽然，他承认理想上的人道主义，但强调“在手段上”有“必要”抛弃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这种极端轻率的态度，是鲁迅所最憎厌的。如果说冯雪峰与创造派的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从中表示了对鲁迅的“极大的宽大态度”而已。初次访问，鲁迅除了回答问题，简直不说什么话，也就不足为怪的了。然而，他不愧为柔石的朋友，忠厚，率直，甚有主见，又肯用功，这都是鲁迅所喜欢的。接触稍多，话也就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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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冯雪峰在鲁迅面前，真正感受到了与朋友相处的愉快。在他们之间，革命、阶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现在与将来的种种话题，无所不谈。鲁迅没有什么可隐讳的，他不但对敌对分子的卑劣无能表示了远出于文字之上的蔑视，而且深入地解剖了自己的阴暗，流露出为平时的文字所少见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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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道主义谈得最多。这些片断，成了冯雪峰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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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时，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又何损于革命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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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然而，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者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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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想过……但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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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热心于科学的文艺理论的译介，尤其博得鲁迅的好感。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从日文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和关于苏联文艺的研究著作。他主持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十六种，就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协作，所译的普氏的《艺术论》，卢氏的《文艺与批评》，以及苏联的《文艺政策》，都列入这套丛书之内。冯雪峰工作认真而严谨，在校勘鲁迅的译稿时，订正了不少脱误。此外，还有过一次合作，就是创办文学期刊《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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