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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事业，奠定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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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雪峰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以后，鲁迅表示愿意接受。对于预先拟定的团体名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认为，“左翼”二字还是用上去更明确一些。早在大革命期间，他就曾经以“左”“右”的概念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进行过分析。在这里，“左翼”应当代表着反对现行政权的革命的、进步的力量。事实上，在加入左联以后，他仍然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表明了他的系列组织活动都是以反抗统治者为最高准则的。所以，对人们极力追逐的实际权力和各式头衔，他都有意加以回避。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有必要的、非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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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经过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也即后来的文化支部的研究，然后产生了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人：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钱杏、蒋光慈、夏衍、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其中，只有鲁迅和郑伯奇不是党员。第二次筹备会在1929年底召开，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出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定筹备小组的任务是：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文件拟定后，先送鲁迅审阅，经他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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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还决定，与鲁迅方面的联系人，除了冯雪峰，还有夏衍和冯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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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留日期间，曾经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这同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的动向不无关系；回国后，编入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与钱杏、蒋光慈等太阳社成员的关系密切。在鲁迅与这群年轻的共产党员展开笔战的时候，他基本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也确曾给钱杏的论文翻译过一些名词术语，提供过一些“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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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是站在阵前攻击鲁迅最力的人，但是见面以后，鲁迅却因他的诚挚而全然忘却了过去的仇隙，热情地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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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公认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地位，但讨论用什么名义时，有人建议叫委员长，有人建议叫主席，没有最后决定。当鲁迅听取这些方案的报告时，坚决表示不能接受，说他从来是憎厌这类头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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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起人的名单，他看过以后没有什么意见，只是问这上面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夏衍等解释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老朋友来往。“那是一时的情况，”他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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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到叶圣陶，但是因为多数不同意，结果没有被通过。对于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他是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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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是参照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的宣言拟订的，其中说的“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之类的话，带有浓厚的脱离现实和妄自尊大的意向。鲁迅看了，缓缓地说了一句：“反正这种文章我做不出来，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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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冯乃超他们讲过两个故事。一个是：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很有把握地回答说，一定是用金扁担。另一个是：一个农妇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肯定是一醒过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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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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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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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但是，鲁迅在会上的发言，其精神却是批判这个纲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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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大会在1930年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是会前由发起人协商好以后，由文委向大会推荐的。七人常委：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也是事前考虑到了三方面力量的代表性，以及党与非党的比例，按等额选举的原则产生的，公布时则依选票的多少排列次序。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革命团体以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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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代表党率先讲话，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纲领做出说明，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接着，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等相继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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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开始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不是有意重提论争时期关于“转向”、“突变”一类问题吗？的确是这样，连“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也都说了，是的，他不怕开罪了新的战友。他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是第一位的问题。对作家来说，他强调的是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后面就战略上提请大家注意的几点，如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新战士的培养，以及联合战线的建立等，也都是前头所说的作家自身建设问题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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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的讲话，完全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在论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党员的优越感等等缺点而发的。但是，被他注入讲话中的极其深邃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反倒被一种狭隘的宗派情绪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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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会场的后面嗡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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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看来，应该改变态度的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对此，鲁迅也不是没有一个基本估计的，只是他不肯敷衍，不愿意在集体的名义下放弃个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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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成立的同一个月内，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剖白自己加入组织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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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他回顾左联成立时的情况，说：“到一九三○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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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参加左联，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同时也出于文学事业方面的考虑。对于国民党政治专制的现状，他是极端愤懑的，无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都需要有一个比个人强大得多的集体与之相对抗。眼见各种进步团体和刊物先后遭到封禁，他希望被压迫者能够联合起来，服从于全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这个共同的目标。他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因此这种政治上的要求便自然地落实到文学上面，而始终关注着新的作家和作品的产生。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他的一生都受着青年的蛊惑。当一样遭受着政府压迫的创造派青年向他主动检讨了过去的错误，他也就甘愿再度被利用，即使内心对他们抱有顾虑甚至是不信任情绪。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左翼文艺运动，他是充满热情的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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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的需要，或是职业的习惯，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完整的政治组织那样对待左联，极力把它变成秘密组织，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于是，左联也就有了“第二党”之称。加以左联开始的基础不大好，内部的分子不够坚实，或借以营私，或故作激烈，到了后来，不但作品出不来，反酱在难以料理的人事纠纷之中。这样，距鲁迅的初衷也就愈来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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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国民党专制政权和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罅缝里，他的战斗活动注定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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