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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他有理由感到轻松，为了已经失去共同的同志和朋友，毕竟做了一点事情。但是，他也同时感到沉重，说不定身边的这位诚实有为的青年也会在哪一天遽然消失。他无法排除不祥的预感。不但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在折磨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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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淡经营的《前哨》，才出一期就无法办下去了。左联的刊物，除了《萌芽》，《拓荒者》第二三种出版过几期以外，其他的也都只配维持一期的生命。文禁如毛，即使地下印刷也无法通过封锁线，只好将《前哨》改名为《文学导报》，姑且骗骗检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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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又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北斗》创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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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是丁玲，胡也频的妻子，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她很希望手编的刊物能登载几张插图，装潢得更漂亮一些，于是找冯雪峰商量。冯雪峰告诉她，鲁迅有版画，可以向他要；过了几天又通知她说，鲁迅让她自己到他家里挑选。在鲁迅那里，她是第一次接触到珂勒惠支的版画，鲁迅向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特别拿出其中题作《牺牲》的一幅交给她，嘱咐说，如果同意刊发，他可以为它写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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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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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裸露着，简直一无所有，除了双手高高举到额际的婴孩。她把爱子奉献给谁呢？她是那么悲哀，悲哀而且愤怒，眉目低垂，却没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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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母亲，样子很像画家本人，她的第二个儿子就死在战场上。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完全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形象，至少包容了柔石的母亲在内的慈爱而坚忍的女性。记得柔石在年底返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候，到了上海以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便悲愤地诉说道：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而今，柔石早已睡在土里了，再也无须牵挂，而那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在惦念着他吗？她一定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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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极度痛苦比苦难本身更深沉。今天，他总算选了一幅《牺牲》，写下几行文字，算是无言的纪念。只有一个人心里知道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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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在这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爱，悲哀，愤怒……而且往往比叫喊出来的更猛烈。经过的人会注意到吗？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这意义？几年过后，在鲁迅的心底里犹自发出深深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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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连纸灰一类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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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上海文艺之一瞥》与《创造十年》·才子加流氓·《十月》·《毁灭》·《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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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快地从悲痛中挣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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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溺水者，必须不时地凫出水面一样，他也须找到自己的换气方式，以求得在这黑暗的深渊里生存。生存是重要的。他没有权利任由悲痛主宰自己。他不能沉溺下去。还有无数场恶战，在前头等待着他这个余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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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他不是那种天生乐观的人，即如幽默，也是根源于他的明敏，处处洞见社会的虚伪与荒诞的缘故。如果说他的心中还有若干亮色，不至于把希望完全看做是虚妄的东西，都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进化论者，受过现代科学的训练，尤其是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从秋瑾到柔石，虽然对于死的认识毫无长进，现在的一些青年根本不怕死，甚至还想死，而整个民族也居然还不懂得死尸的沉重，这是可悲的。但是，毕竟还有前仆后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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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意味着残酷。只要有婴孩，流血还是值得的。对于一个反动的政权来说，如果它不使用禁锢、威吓、欺骗、杀戮一类手段，还能指望它做些什么呢？那样岂非把它估计得太好了吗？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权力者。权力者是不会改变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内部，在于革命者自身的素质如何。作为革命者，如果固有的劣根性没有得到改变，甚至不想改变，即使推翻了旧政权，也仍将一例地承袭老谱，一例地摆起金交椅或是虎皮交椅，一例地有奴隶总管，有奴隶，有奴才和帮闲，一例地把廿四史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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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者的素质问题，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便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在驳论中不时带及，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作了集中的论述。文中列举这类论者的两种表现：其一是以革命为新刺激，只图一个爽快；其一是毫无定见，随便捞到一种东西来驳诘相反的东西，总之是自己没有一件不对的，永远的“允执厥中”。即如后来一些论者的“辩证法”，全面，彻底，不偏不倚，灵转圆通，其实也就是这类传统的中庸主义的变种，归根结蒂还是叫“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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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前后，鲁迅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都是围绕着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而展开的。现在，又有一批青年，连同左翼作家在内暗暗地死掉了，他的注意力不能不再度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革命的要害问题是什么？他反复考虑，觉得还是内里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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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他做了一回演讲，讲题是：《上海文艺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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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瞥”非同小可。从前，他不只一次说过“党同伐异”，现在居然“伐”起“同党”来。怎么可以不顾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呢？怎么老是纠缠着一些历史问题呢？凡是于他有点关系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忘却，只要讨厌人一次，也都会一直记在心头。他太苛刻了。在他看来，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革命和革命文学才会有发展的希望。对于革命者来说，是不但敢于批判，而且不怕批判的。他要告诉那些曾经高叫“革命”的人：革命必须有信仰。在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的时刻，在革命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刻，革命者应当同革命共同着生命，变得愈加坚定起来。如果害怕压迫，也害怕批判，还成什么“革命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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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怕开罪于左联内部的作家。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人是鬼是兽，最终总得要露出本相来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是左联成立前一天所写，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是一种确信。倘有人不退伍，不落荒，不颓唐，也不叛变，而一直留在革命队伍中间，就是不“纯粹”。甚至连“元帅”也不“纯粹”，这队伍会是怎样的队伍呢？几年以后，斗争的现实使问题深化了，身心交瘁的他遂面临了新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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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之一瞥》描述了上海文艺六十年来从才子佳人到才子流氓的变迁史。其中，创造社是被作为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来加以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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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鲁迅并非一般地反对小资产阶级文艺，认为其中一些立意于反抗或暴露的作品，以为仍不失为“致命与有力”的。在革命的潮流中，能够成为一粒泡沫，虽然终将很快地消失了自己，但是毕竟可以随着潮流咆哮冲荡一些时。然而，小资产阶级翻起筋斗来便大两样了，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而大写其革命文学时，也容易将革命写歪，反于革命有害。“革命文学”勃兴之时，有所谓“突变”之说。自说已变的，实际上往往并没有变，有的变得反转来攻击左联了。所以他断言，这些作者，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他强调指出，作为革命的文学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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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鲁迅在演讲中提到创造社，以及郭沫若本人，郭沫若便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作为回敬的礼物。单是那“发端”，就用了一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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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后不久，郭沫若写过一篇《“眼中钉”》，是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的。在回顾他和成仿吾同鲁迅的论争历史时，他连同自己也批判在里面，以为都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和文学的行帮老板”，“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但是，他却高度评价了“后期的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说：“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先生一人，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他明确指出，他们“以战斗的唯物论为立场”所作的批判，“成绩是不能否认的”。结束的话是：“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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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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