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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一个基点，所以，当沦为异族奴隶之苦的刺激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奴隶”，是他此后在谈话和文章中反复多次使用的字眼，寄寓着与他骨肉相连的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鲁迅为苏联辩护，在现实政治中主动承担对于进攻苏联的恶鬼的狙击任务，都因为他心目中的苏联解放了奴隶，“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是他所未及预料的，他所能看见的是小麦和煤油的输出，图书馆和博物馆，展览会，誉满西欧东亚的文学艺术，是巨大的生产力，以至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都可以免受死刑的事实。而这一切，又正是“吸中国的骨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的帝国主义主子及其奴才们所极力加以歪曲和抹杀的。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鲁迅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仍然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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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以如下问题征稿：“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的答复十分明确，他说：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的确，言论自由是第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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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自由，属于人民的一切都得沦为空谈。如果数万万人民被治理成为聋哑的奴隶，彼此失去交流和联络，还有什么可能从事“救国”呢？一个“无声的中国”，难道竟是等待今天的日本人的战争，来打破它的由来已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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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鲁迅又写下了大量时事评论的文字，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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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崇实》等文章里，他就一反当下政府及时评的责难，为“逃难”的学生辩护，“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为了使学生驯化，他指出，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便费去不少苦心。他们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显示出“新教育”的全部效果。《航空救国三愿》、《中国人的生命圈》、《“以夷制夷”》、《天上地下》一组文章，也是直接揭露不抵抗的党国“英雄”的。他们无用武之地，便轰炸“匪区”，屠戮手无寸铁的人民。此外，他还写了《战略关系》、《对于战争的祈祷》等，通过对幕后外交的戏剧性的展示，暴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战争是政治问题的延长，而政治掌握在一班党国要人的手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肮脏的交易。对于他们，指挥权是不能让给别人的，但是，这些主持的人早已预定好了打败仗的计划。文章指出，“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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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是近距离政治。许多作家的眼光都停留在这上面，而多发扬踔厉之词，但是抗战的道路并不通畅，于是也就多出了一层古代文人的感怀时世的怆凉。在救亡面前，鲁迅并不显得特别激昂，自然也没有多余的伤感，他努力摸索障碍物的所在，然后告诉黑暗中的人们，并且同他们一道做着开路的工作。他深刻的地方在于，不但指出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对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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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二心集》后面的文章，透视了中国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游欧女士“以脚报国”，新的女将戎装入画，病夫服药当兵，警犬帮同爱国；不想说去打仗而来“头脑动员”，告诫青年要养“力”勿使“气”以免悲观，文士大谈传奇式古典以借意想不到的人物“为国增光”，将军远离敌阵而大打电报说要“为国捐躯”；用光了教育经费仍须装点教育的门面，全国文盲充斥还得大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杀人，又要维持几个“模范监狱”给外国人参观，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趁势泛起的“沉滓”。所谓沉滓，即是“旧货”，是固有文化的东西。在《真假堂吉诃德》里，鲁迅指出：“这固有文化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在这里，他没有对中国的现状作学究式的考察，推导所谓“历史的”其实是宿命的、消极的说明；传统文化的研究，国民性研究，不过是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现实是第一位的。在追究现实政治时，他并不过于苛责普泛的国民性，而是把主要的锋芒指向要小百姓埋头治心，阻碍国民性改造的当权者。有怎样的民众就有怎样的当权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事实；但有怎样的当权者就有怎样的民众，却是更严峻更迫切的问题。因此，面对“返祖”的文化现象，他认为剥去“假吉诃德”的面具是重要的。他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却要他们负“救国责任”，剥削别人的愚蠢。在《宣传与做戏》里，他把国民性中的“善于宣传”、“面子主义”称之为“做戏”，说：“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当然，这里指的主要还是权势者。他们是十足的“做戏的虚无党”，占有了中国偌大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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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鲁迅还写了《谣言世家》和《捣鬼心传》，结合国民性，暴露统治者的虚伪的本质。他说：“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又说：“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这种“懵懵懂懂”、“鬼鬼祟祟”，便为统治者所利用，于是乎“捣鬼”。治国平天下之法，就在于告诉大家以有法，而又不明白切实地说出何法来，以这种不测的威凌使人萎伤，又使人在模糊中疑心到“治于人”者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从而寄希望于“好政府”。然而，他坚定地指出：“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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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观斗》、《电的利弊》、《火》、《智识过剩》、《经验》、《偶成》等多篇文章中，鲁迅的命意在于说明：诸多自私、隔膜、自大、麻木，甚至于残酷等国民劣根性的形成，都是统治者的“治绩”，与他们的统治手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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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把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责任归于大家是冤枉的，沙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官员们虽然依靠政府，实际上是不忠于政府的，头领下一个为政清廉的命令，他们也决不会听从，而想方设法进行蒙蔽。所以说，“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时就称尊”。以“沙皇”的尊号移赠此辈，是最合适不过的。《火》说“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于是乎点灯被禁止，放火受供养。这种“宰了耕牛喂老虎”的时代精神，不能不使中国人弃燧人氏而供火神，产生代代相传的权力崇拜。《偶成》说，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都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酷的教育，使人们贱视生命，人道主义也就自然成了一种奢侈。鲁迅对现代统治者的专制主义，予以特别猛烈的抨击。为了统一思想，不惜焚毁书籍，消灭异端。《华德焚书异同论》把古今中外放到一起加以比较，嘲讽中国的现代统治者为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他们连祖宗秦始皇的一点容纳客卿的魄力也没有，虽然采用了益加残酷而绵密的法西斯式统治术，好像这些火神菩萨真也“代代跨灶”，其实是更为虚弱的。《同意和解释》引希特勒的话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他的“黄脸干儿们”则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这样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拼死呢？”中外统治者都一例是自由的天敌。他们惟靠武力树立威权，当然也靠扮相好的文人，靠理论作为辅助，为自己的威权制造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奴隶们悟到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这就是“动物主义”的逻辑，主人的逻辑。鲁迅特别指出，这原是“国货”，是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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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中国历史总结出一条很著名的公式，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至于现代史，他的概括更简明：“变戏法”。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但总有人看，总有人撒钱，沉寂若干时日再来一次。还是一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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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治者来说，专制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必须善于辨识，打破他们的骗局。鲁迅介绍了几种分解统治术的方法：看“推背图”一样看反面，查旧账，打豪语的折扣，不看题目看文章，等等。正如他所说，这是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而总结出来的。曹聚仁曾经写过一篇《杀错了人》的文章，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尤其是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即使有改革者，也往往在运动中做了牺牲。文中把这种反常状态，名之曰“杀错了人”。应当说这个结论是颇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而鲁迅毕竟老练，看问题总是更深一层，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不要相信权力者，不要对他们抱任何希望。“看错了人”是不可救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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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鲁迅却能洞穿统治者的一切变戏法的秘密，并且确信其破灭是万不可免的。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深厚的文化意识结合在一起，被赋予一种坚定乐观的基调，这一基调是先前所少有的。经过《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三闲》、《二心》的长论阶段，再度回复到《热风》式的短文制作，但显然已经扎实得多。如果把他的杂文称之为匕首，对于1933年以后的部分，当是更为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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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鲁迅不爱做梦，其实他是一个梦想最多的人。然而，他不耽梦。他梦着将来，但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在《听说梦》里，他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他不想骗人，也不想受人欺骗，所以才一再指明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一事实。难以理解的是，深受社会压抑之苦的知识分子中间，总有那么一部分憎厌“阶级斗争”的字眼，极力设法避开而津津乐道于平和的梦境。阶级，就是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群体，有阶级就有矛盾和斗争，尽管形式不同。身在现在的中国怎么可以逃避呢？反对“载道”却被“道载”，用鲁迅的话来说“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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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夜间，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新的进攻，驻淞沪的十九路军，不顾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抵抗。“一?二八”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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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在的四川北路底一带，陷落火线之中。他不能不又一次逃难。在这段日子里，对他来说，实在有点像他说的：“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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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鲁迅正在写作间，书桌对面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大院子内人影幢幢；接着，许多机车队纷纷开了出来，向南疾驰而去。不一会，隐隐听到枪声，鲁迅和许广平一起跑上阳台，看见红色的火线从头顶穿梭般掠过，知道战事已经发生。不得已，他们只好退居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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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整整一天都在枪炮的轰鸣声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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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早晨，天才微明，就有一大队的日军前来搜查。他们见屋内只有一个老年男子，其余都是妇孺，便当即离去了。据内山让店员送来的消息说，搜查原来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便衣队，有人从楼上向下放枪！正在这时候，鲁迅从楼上发现写字台前面的落地窗门的玻璃上有一个圆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那方位恰好在抽斗下面，如果坐在椅子上写字，子弹必定打中腹部，岌岌乎大有命在旦夕之虞。这公寓只有这一家中国人，其余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开着窗户，很难预料再有没有人从这些窗户向外放枪，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嫌疑将肯定无法消除。形势险恶得很，两人商量的结果，决计搬到内山书店去暂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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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全家仅仅带上几件衣服和几条棉被，连同周建人一家，来到书店的一间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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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用厚棉被遮住，严严实实的，黑暗而窒闷。这种由女工、小孩和大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是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整整一个星期过后，适值大年初一，才迂回到三马路的内山书店支店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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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风雪交加，天气奇冷。十个人挤在一间屋中，席地而卧。大人默默无言，孩子在妇女的照管下也一声不响，不哭不闹，居然就这么寂寂地度过三十六天。直到海婴患麻疹，为了孩子的健康，鲁迅举家再行迁往大江南饭店，原以为店内有汽炉取暖，而炉子并无汽。幸好海婴如居暖室，疹子很快便痊愈了。这样又过了几天，直到3月19日上午，他们才回到劫后的旧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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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流寓的日子里，担受惊恐的何止鲁迅个人？郁达夫、陈子英分别在报上刊登寻找他的启事，史沫特莱则冒着生命危险，亲乘美国《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开的汽车，冲过日本兵的街头工事，到他的寓所里寻找他。许寿裳一直挂念他的行踪，通信不断。远地的读者，甚至写快信到《文艺新闻》社，询问他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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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不能写了，连日记也写不成。返寓次日，他写信给李秉中，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适在险境，致令小友远念，感愧实不可言，但实无恙，惟卧地逾月，略觉无聊耳。百姓将无死所，自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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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他为人写字一幅，是李贺的《南园》：“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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