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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以及出身于知识分子而终于成为大众的先驱者莱奋生的描写，是鲁迅最感兴趣的。美谛克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的果实。这样的矛盾的知识者，是很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照见自己的面影的。作为游击队中最有教养的人，莱奋生也并非“突变”过来的。他严于解剖自己，克服自己，即令有所省悟，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当他以“较强”者和大众前行，而又得不到大家的同情的时候，就必须于审慎周详之外，自专谋划，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得施行权力。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正如他自己所作的结论，他要比美谛克坚实得多，他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然而，即如对于这样的坚实的革命者，在小说中也时有动摇、失措之处，所率的部队也终于在敌军的围击下毁灭了。而且突围之际，他还是受了别人的启示的。从藏原惟人、弗里契到苏联的不少文学史，都把莱奋生当作党的代表，鲁迅则把他同美谛克相提并论，独独赞扬了这与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很不相同的“令人扫兴”之处，从评论的人们所有意无意遮掩的地方看出真实的伟大来。在论及袭击团处于解体的前征时，他着意指出：“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为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群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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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谈到《十月》，也有着同样的对于极左思想的批判：“《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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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初由《萌芽》月刊连载，结果因为刊物遭到查禁而被腰斩。后来，与《十月》等十种小说和剧本一起列入鲁迅手编的《现代文艺丛书》，计划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由于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而中国书店的胆子也特别小，神州国光社终于声明毁约：已交的译稿当然收下，尚未完成的万勿再译了。这样，除了《十月》、《浮士德与城》、《铁甲列车》和《静静的顿河》等四种得以出版外，《毁灭》便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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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念是不能摧毁的。鲁迅坚持翻译，重复整理。力求译本在拖延的产期中变得更为完善。1931年9月，在大江书铺的产院里，《毁灭》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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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小说出版时略去了《作者自传》、《关于〈毁灭〉》、《代序》及《译者后记》等篇，仅存本文，连译者的署名也换为“隋洛文”。印数也极少，只可在内山书店和个别的小书店里默无声息地陈列和发行。尽管如此，它还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并勒令销毁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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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岂能被毁灭？鲁迅决计由自己拿出一千元现洋，假托“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这次出版，不但把有关评论及附加的各部分加了进去，还重新设计，扩大为32开，封面用厚布纹纸，并特意从原来的六幅插图中选出《袭击队员们》印上去，内文则用重磅道林纸，简直是豪华本！这回，译者“隋洛文”也不见了，在褴褛然而英武的一列游击队员下面，赫然出现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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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以及《士敏土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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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所叙，是一支铁的奔流一般的民军，通过高山峻岭，大风雨，饥饿与死，最终和主力军相联合的过程。本书原系鲁迅特约在苏的曹靖华翻译的，并且随同《毁灭》等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书店毁约后，鲁迅陆续通知各位译者停译，而独不告诉曹靖华。凡他所决心要做的事情，是必须做完的。他不但隐瞒了出版方面的实情，怕因此影响译者的情绪，而且不断给予关怀和鼓励。在一封复信中，他表示说：“此时对于文字之压迫甚烈，各种杂志上，至于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绍亦很为难……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从1930年初至1931年底，为了《铁流》的翻译出版，两地往返通信达几十次，而且，全都在独裁者的密网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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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像深爱着《毁灭》一样深爱着《铁流》的。为了它们的出版，他曾亲拟过形式不同的三种广告。关于《铁流》，他称“意识分明，笔力坚锐，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铁流》的印刷一样是精美的，所以，他在编校后记中颇为自得地说：“我们这一本，因为我们的能力太小的缘故，当然不能称为‘定本’，但完全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只是，得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宛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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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网”是一大苦事。然而，由此而显示了生存的意志，故也未尝没有快意的地方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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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四、 大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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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空前危难的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阶级的抗争。他太执著于久积的奴隶的愤苦了，他要掀掉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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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救亡，一面启蒙。他肩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以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加入战斗的集体，且有别于战斗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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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民族主义文学”·救亡中的启蒙·“一二八”战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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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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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创深痛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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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不久又侵入吉林、黑龙江。南京政府电令驻国联代表，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等国军队驻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时，抗日热潮迅速掀起。26日，上海十余万群众举行反日示威。28日，南京和上海学生冒雨请愿，遭到军警的阻拦，南京学生愤而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在关键时刻，权势者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由于蒋介石下令“不予抵抗”，东北军遂撤退到山海关以南。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日军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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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国难声中，“民族主义文学派”发起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企图乘此机会重新推动业已消歇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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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由国民组织部系统发动的。1930年6月，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上海市区党部委员朱应鹏、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中央军校教导团军官黄震遐等集会于上海，组织前锋社，出版《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在他们胡乱拼凑的《宣言》中，声称文艺是属于民族的，它的最高意义是“民族主义”，因此必须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多型的文艺意识”，以统一于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御用文人毕竟低能，即使有政权的力量可以利用，运动的结果并无实绩，既形成不了中心的理论，也没有像样的创作。在“民族主义”的显赫的名目之下，仅余一堆扰攘嘈杂的政治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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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党治文学，鲁迅从来藐而视之，所以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盛期，他保持了高贵的沉默。由于政治气候的重大变化，考虑到“民族”的商标所可能产生的迷惑作用，当沉渣泛起的时候，他终于发表了一篇清算的长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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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或宠犬，地位是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许多所谓“文艺家”，其实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而在宠犬派文学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民族主义文学”。但是，他们并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荡的流尸罢了。虽然是杂碎的流尸，目标和主人是同一的，即用一切手段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一方面以悲哀的哭声和壮大的军乐掩盖不抵抗主义的勾当，一方面以极端的憎恨指向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苏联。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的。然而，鲁迅最后指出：“他们将只是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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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的士兵/大旗下的战斗人间鲁迅（下）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凌侮，轮番把长期沉浸于国民性思考的鲁迅推上了第一线，在集团的战斗中，写下了《二心集》这部最为锋利的文字。这些文字，充分显示了这位老战士的理论的成熟。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重于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这时候，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异常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也仍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民族问题，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早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他就以政治家的明敏的头脑，这样分析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在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也就有了“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的公式，有了“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问题。在鲁迅这里，“阶级”的概念大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主人”和“奴隶”的阶级对峙是横贯于国家、民族之间的。对他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对人的压迫，也就是阶级压迫。人的解放是最根本的。如果阶级压迫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上一样有着主奴之分，那么即使没有异族的侵略或战胜了异族的侵略，而保持了民族国家的尊严，这种尊严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因为那样将意味着任何革命或战争都倒退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不需要兽性的爱国主义。应当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他固有的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的思想结晶。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这一思想同样具有“超前性”，以致在他逝世以前，甚至逝世以后，人们也仍然不能深入理解他据此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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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根本问题是阶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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