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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在的四川北路底一带，陷落火线之中。他不能不又一次逃难。在这段日子里，对他来说，实在有点像他说的：“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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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鲁迅正在写作间，书桌对面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大院子内人影幢幢；接着，许多机车队纷纷开了出来，向南疾驰而去。不一会，隐隐听到枪声，鲁迅和许广平一起跑上阳台，看见红色的火线从头顶穿梭般掠过，知道战事已经发生。不得已，他们只好退居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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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整整一天都在枪炮的轰鸣声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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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早晨，天才微明，就有一大队的日军前来搜查。他们见屋内只有一个老年男子，其余都是妇孺，便当即离去了。据内山让店员送来的消息说，搜查原来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便衣队，有人从楼上向下放枪！正在这时候，鲁迅从楼上发现写字台前面的落地窗门的玻璃上有一个圆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那方位恰好在抽斗下面，如果坐在椅子上写字，子弹必定打中腹部，岌岌乎大有命在旦夕之虞。这公寓只有这一家中国人，其余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开着窗户，很难预料再有没有人从这些窗户向外放枪，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嫌疑将肯定无法消除。形势险恶得很，两人商量的结果，决计搬到内山书店去暂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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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全家仅仅带上几件衣服和几条棉被，连同周建人一家，来到书店的一间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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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用厚棉被遮住，严严实实的，黑暗而窒闷。这种由女工、小孩和大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是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整整一个星期过后，适值大年初一，才迂回到三马路的内山书店支店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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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风雪交加，天气奇冷。十个人挤在一间屋中，席地而卧。大人默默无言，孩子在妇女的照管下也一声不响，不哭不闹，居然就这么寂寂地度过三十六天。直到海婴患麻疹，为了孩子的健康，鲁迅举家再行迁往大江南饭店，原以为店内有汽炉取暖，而炉子并无汽。幸好海婴如居暖室，疹子很快便痊愈了。这样又过了几天，直到3月19日上午，他们才回到劫后的旧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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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流寓的日子里，担受惊恐的何止鲁迅个人？郁达夫、陈子英分别在报上刊登寻找他的启事，史沫特莱则冒着生命危险，亲乘美国《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开的汽车，冲过日本兵的街头工事，到他的寓所里寻找他。许寿裳一直挂念他的行踪，通信不断。远地的读者，甚至写快信到《文艺新闻》社，询问他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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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不能写了，连日记也写不成。返寓次日，他写信给李秉中，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适在险境，致令小友远念，感愧实不可言，但实无恙，惟卧地逾月，略觉无聊耳。百姓将无死所，自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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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他为人写字一幅，是李贺的《南园》：“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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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又以自作诗赠人。诗云：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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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留学日本的充满理想主义梦幻色彩的日子，是他所怀念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于去年3月来到上海，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小说史略》及有关问题，年底归国时作诗赠别：“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一样流露出对于日本的系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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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日双方正在商讨停战问题，但形势极不稳定，随时有重新开战的可能。所谓“战云暂敛”，他对时局的发展是有着清醒的估计的。恰好内山来信邀他赴日小住，并且告诉他说，增田和佐藤都很愿意他能前往。应当说，这机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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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去。他复信说：拜启：四月二日惠函奉悉，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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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好意，深为感谢。……我于三周前回到原住处。周围虽颇寂寞，但也无多大不便。不景气当然也间接波及我们，不过先忍耐一下看，等到万一炮弹再次飞来又要逃走时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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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还是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了。颇为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早日归来……命中注定他不能离开中国。他的梦，他的文章，他的一切活动，都因为有了中国的存在。他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独善和洒脱，除去中国，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在中国，几乎集中了世间所有的善与恶。他必须与人类的苦难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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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内山在功德林宴请日本女作家柳原白莲。他出席作陪，席间屡次抨击中国政治。白莲便问：“那么，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国了？”他回答说：“不，我以为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还是出生在中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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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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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迟迟出战：关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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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中间，鲁迅不时会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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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冯雪峰来说，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亲密的青年朋友了，但是由于经历和资质的不同，两人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从参加革命至今，冯雪峰在个人的政治道路上未曾经受过任何挫折，产生某种共产党员的优越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同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目空一切，惟我独革，却由他笃实的个性而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他一切从党的既成的理论和决议出发，确认这是惟一正确、毋庸置疑、万难移易的，并且由此益增了对忠诚于党的自己的确信。这样，也就难免要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到了后来，甚至力图把这位党外的老战士的思路导入预定的理论和策略的框架之中。而在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对鲁迅的尊重；基于改造中国这一坚定信念上面，他们的友谊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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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内，有一位领袖人物同鲁迅的内在关系无疑更要亲密些，他就是翟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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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们互相认识之前，翟秋白早已被迫离开了政治局的重要位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迅速掌握了中央权力。这时，瞿秋白作为一个党员的权利，只有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调和主义”等错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开反对王明路线的可能，否则无法留在党内。但是，严重的政治打击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忍受着这一切，连同肺病的折磨，一如既往地顽强地工作，参与和领导上海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然而，他是带着沉重的精神创伤参加这一斗争的。这种伤痛，除了面对鲁迅等极少数至为亲密的“私交”，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袒露的机会。内心的禁闭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所以，一直延至告别人世的前夕，他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不可遏止的开放态度写下《多余的话》，因为非此不足以安顿一颗长期遭受压抑的骚动不安的灵魂。正由于他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这种潜隐的心理层次的交流，因此彼此都十分珍重结成的友谊。如果说，他们都以能够认识对方为精神上的一种满足，那么，最后的离别，除了事业上的牺牲，不能不说是人生意义上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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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一起，留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在上海，他们一直过着地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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