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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宣传部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夫妇到茅盾家避居。有一天，冯雪峰把几份《前哨》送到茅盾家里，算是第一次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十分赞赏，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随着与冯雪峰的日益频繁的交往，瞿秋白对鲁迅有着越来越多的了解，并且产生了一种探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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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瞿秋白，最初引起鲁迅关注的是他的理论和翻译才能。有一次，冯雪峰把瞿秋白对鲁迅从日本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意见转告鲁迅，鲁迅立刻说：“我们抓住他！要是他能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此后，只要有俄文的或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到手，鲁迅总要对冯雪峰说：“你去时带给他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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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没有见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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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利用暑假译完《铁流》的附录部分以后，再没有工夫翻译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鲁迅急于出版，于是通过冯雪峰，托请瞿秋白将全文补译了出来。他在《铁流》的编校后记中说：“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其中，“补的补”指的就是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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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毁灭》刚刚出版，鲁迅便给瞿秋白送去一册。瞿秋白读罢，随即给鲁迅写一封长信。开头的称呼是“敬爱的同志”，信中写道：“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他很仔细地陈述了对《毁灭》译文的意见，并由此论及一般的翻译问题。信写得十分自然，没有一点客气话，仿佛对知友说话一般。他把这种感觉告诉鲁迅，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很快写了回信，就翻译问题进行认真切磋，直率地表示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对于《毁灭》，他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信中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鲁迅所有的通信中，这是惟一一次使用“同志”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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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瞿秋白的意见，也同他的其他一些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样，是比较激进的。他在信中提出：无产阶级要为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而斗争，人人都要做仓颉。为此“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说到“直译”，他认为，“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所以，对于《毁灭》的译文的评价，他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他的立论的着眼点在于大众，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勇于实践和彻底改造的精神。可是，在鲁迅看来，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方言芜杂，以及文化落后，文盲众多，要做到语言的绝对划一是不可能的，必须区别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译作。在这里，同样体现了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他坚持主张“直译”，也即“宁信而不顺”，是一种“不完全中国化”的做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翻译，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为什么要“中国化”呢？本来目的就是“化中国”！他认为中国话不够用，语法不精密，根本在于思路的不精密。因此，要改造思路，避免糊涂，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所谓“白话”，也就是“四不象的白话”。白话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它不但有些要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而且还要注入一些到活的民众里去。所以说，“不顺”是必然的，但不是永远的。其中，一部分将逐渐地演变为“顺”，而另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这中间，最要紧的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批判，鲁迅多次著文谈及翻译问题，然而，他的“直译”主张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的理解和赞同。这一主张，是他的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实质在于，通过语言的引进，根本改变了中国人的单一而又混乱的习惯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它遭到了“习惯”的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即使“直译”比较起来要显得更加切实可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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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访问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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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见。对于瞿秋白，许广平是认识的。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瞿秋白刚刚从苏联回国，应邀到女师大演讲有关苏联的观感。他留着长发，穿着西装，英俊挺拔，风度翩翩，演讲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许广平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是，时隔十年，面貌便完全不同了。眼前的他，剃光了头，面目有点浮肿，身上穿一件不合身的长衫，好像是从哪一个旧货摊上弄来的。党内的残酷斗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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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访者，鲁迅向来不多说话，为此，殷夫生前还特地写一封信，很后悔于和他见面，说他的话又少又冷，很受了一种威压似的。瞿秋白在经受多年的磨炼以后，平时也变得很少说话了。现在，两人一见如故，都恢复了自由的常态。他们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犹如两尾涸辙之鱼，顿时回到了江流湖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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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说话，彼此放弃了午睡，直到夜色催人才依依分手。瞿秋白身体不好，用饭时，破例随鲁迅喝了些酒。喝酒固然是快意的，但也多少流露了内心的怆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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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鲁迅带着许广平和海婴，到紫霞路谢澹如家回访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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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的到访，使瞿秋白十分欣悦。原来，他一直伏在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上弄他的文字改革方案，见鲁迅夫妇来了，立刻站起来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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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主要是讨论有关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因为许广平是广东人，瞿秋白还从桌上拿出写就的文稿，从中找出几个字来叫她发音，以资对证。如何打破中国语文的僵化和垄断局面，是他们所共同关注的，所以，乍一见面就立刻被这一话题吸引住了。他们互相批判，互相发明，一起享受着探索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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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瞿秋白笔名何凝、何苦，鲁迅日常谈话时总是习惯地用“何苦”来称呼他。他们认识的时间虽然短暂，往来也不算多，但是彼此都了解，包括对方的隐衷。瞿秋白曾经在写给鲁迅的一封短简中署名“犬耕”，自谓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实属“历史的误会”。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摆脱书生气质的人，恐怕是很难适应中国的典型的政治环境的。关于这一点，他在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中有过深入的剖析，从中不无人生的感喟。“何苦”，使用这个意义凝缩了的称呼，在鲁迅多少是带了一点朋友间的调侃性质的，表明了他对于上述问题的同感。他认为，以瞿秋白的才华，搞文化工作，无疑要比直接从事政治工作于中国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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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抛心力作英雄”，瞿秋白在牺牲前这么写道。对于革命，他可谓九死不悔，却倦于扮演那种叱咤风云，出人头地的“英雄”。他愿意在一个恰当的平凡的位置上，自由地发挥自己和奉献自己。对于居留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应当说，他是有着相当自得的一面的，然而身不由己，不久，就又奉命到中央苏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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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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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杂志《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执笔的发刊词《真理之檄》，以及《阿狗文艺论》，构成论战的前奏。发刊词宣称，“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级，没有固定的党见，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说明一切和批判一切。目前的使命，“就是要继续完成五四的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封建思想的残骸与变种”。它表明创刊的意图，固然在于批判封建意识的残余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但是对于左翼文化运动，也不能没有严厉的批评。因为左翼文化，作为“思想上的十字军”，一样不可避免其党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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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狗文艺论》里，有着同样的暗示。其中说：“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在这里，胡秋原显然把“普罗文学”同“民族主义文学”都看做“阿狗文艺”。但是，文章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后者，指向“凭藉暴君之余焰”的“新的法西主义文学”，却是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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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最早作出反应的是谭四海的《“自由知识阶级”的“文化”理论》一文。它结合对《真理之檄》的批判，指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民主的”的主张，是“放弃现实任务”，将使“民族及民族利益、民族文化”丧失殆尽。但文章本身，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一知半解。几乎与此同时，《文艺新闻》发表没有署名的论文《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强调“大众的”文化运动，反对《真理之檄》中关于“继续完成五四的遗业”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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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两篇论文，胡秋原在《文化评论》第四期同时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三篇文章。他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指出不要忘记“中国经济的半封建的形态”，进一步把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一并加以论列。虽然，他也曾声明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的结合，但是在论述过程中却处处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了他的矛盾的立场和理论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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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闻》接连发表瞿秋白不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和冯雪峰以洛扬为笔名的致编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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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批驳道：“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又说：所谓“不准侵略文艺”，“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胡秋原的“自由人”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毒”。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在阶级斗争的激化阶段，自命为“自由人”的理论立场在客观上的消极作用，但是，却不恰当地把政治同理论问题等同了起来。其中突出的是如何评价五四运动，也即如何看待启蒙与救亡、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甚至从此出发，逐步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瞿秋白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在这里，由于片面强调大众的立场和斗争的倾向，他对知识分子和启蒙工作表现了不应有的轻视态度。对于胡秋原，冯雪峰的态度显得更为武断，他针对胡秋原在另一篇文章里对钱杏邨理论的“清算”，指出其动机“不是攻击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洛革命文学运动”，“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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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杜衡以苏汶的笔名投入了这场论战。在《现代》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化为“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由《文化评论》和《文艺新闻》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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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把鲁迅等称为“左翼文坛”的“指导者”，“在中国摆下擂台”，“霸占文学”。他把左翼批评家同胡秋原的论争概括为“两个绝对不同的立场”：“一方面重实践，另一方面只要书本，一方面负着政治的使命，另一方面却背着真理的招牌。”他认为，这种“争着文坛的霸权”的论争，只能使“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大吃其苦。所谓“第三种人”，便是“作者之群”。尤其是“左翼文坛”，由于他们的“政治家式的策略”，“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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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批评家立刻起而反击。其中，著名的文章有瞿秋白署名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和周起应也即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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