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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艺术理论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而苏汶，同样作为“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他是比胡秋原进行得更巧妙，更彻底的。瞿秋白毫不讳言文艺之为“煽动的一种工具”，他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的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作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全篇不无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由于战斗的驱使，他过分重视政治功利的目的性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特性，如评判艺术“高下”的标准问题，就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了审美标准，等等，从而使论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的科学性。周扬的批评简直显得粗暴，他指责苏汶“恶意的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左冀文坛’”，“第三种人”的理论完全在于遮掩“没落的阶级”“逆着历史的发展开倒车”这一“反动”的“本来面目”，借以“欺骗群众”；“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文章结尾说：“苏汶先生即使没有‘做那一阶级的狗’的话，那么，就做这‘另外一种人’吧。当苏汶先生做了这‘另外一种人’的时候，他大约便可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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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周扬的论文，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方法论以及文风上的缺陷，给杜衡以可乘之机。《现代》同期发表他的《“第三种人”的出路》，再度进行争辩，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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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在一份内部刊物《斗争》上面，以歌特的署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认为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是关门主义的表现，指出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文化运动中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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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冯雪峰署名丹仁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长文：《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文章同样从党的政策立场出发，声明要纠正瞿秋白和周扬在论文中的机械论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批判苏汶的倾向和理论所包含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明确地把苏汶划归“应当与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和“友人”。比较他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里对于胡秋原的态度，是很有意味的。文中丝毫无改于过去的判断，即：胡秋原是“社会民主主义派托罗茨基派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去过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恰正形成我所指说的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之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在政治上甘心被反革命派所利用，“在群众面前他已经是敌人的冲锋队里面的一个了”。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同样犯了瞿秋白和周扬在态度上和方法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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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在论争几乎接近尾声的时候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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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已经陷入左翼批评家的火力网中，他仍旧按兵不动。早在几年前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里面，胡秋原曾经以冰禅的笔名，发表过与他持基本相同立场的文章；现在，有关“自由人”的论述，也并非一意对付普罗文艺，甚至主要不是对付普罗文艺的。也许鲁迅理解到了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弱点？其实，自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来，他一直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着紧张而严肃的思考。在《奔流》编后记里，就表现了他对于党如何指导文艺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态度。主严？主宽？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整个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当中，毕竟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倾向。他十分憎厌一些“革命文学家”的惟我独左，排斥异己的做法，对于他们以政治宣传代替艺术创造的高调也非常反感，面对于“同路人”的诚实的劳作，倒一贯予以相当的重视和较高的估价。胡秋原所推崇的普列汉诺夫是他所熟悉的，那么，胡秋原是否因为迷困于美学理论而产生对政治的反感？当他把普罗文艺也随同民族文艺一起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立场联系起来的时候，是否会发展到对普罗文艺的专一的敌视？是否还需要等一等，看一看呢？对于一个被目为一贯“好斗”的人来说，沉默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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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苏汶破门而出，鲁迅才发表有关论争的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这倒并不因为胡秋原曾经在批判钱杏邨的文章中为他作过辩护，而苏汶在提到他的名字时却加以讥嘲的缘故。事实上，苏汶比胡秋原走得更远；作为一个左联盟员，其矛头所向，竟然从民族文艺那边调回到“左翼文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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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汶全文毫无理论价值，纯属俏皮话而已。这种简直近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他历来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如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豁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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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种人”》一开始就向读者介绍文艺论争的现实状况；“沉寂”，“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这里有两个例外，其一是“文艺自由论”，它是获得“指挥刀的保护”的，其二就是“第三种人”的理论。下面接着写道：“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谓“第三种人”何以能够在沉寂的文坛中独得“自由”呢？他们是不是也取得了“指挥刀的保护”？当一种理论或创作，一旦获取指挥刀保护，难道还可以说得自由的吗？鲁迅引而不发，没有其实也无须直接做出结论。他从正面论说做不成“第三种人”的时候，打一个十分精彩的比方，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任何人也摆脱不了现实社会的制约，所谓“第三种人”能够吗？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鲁迅多次说过，这里的艺术家是逃不进“象牙之塔”的。他深知中国文人的弱点，没有骨气，没有特操，不管目下说着怎样的逍遥话，结果还是得寻求“指挥刀的保护”。其实又何止中国的文人如此呢？只因为中国的统治过于苛酷罢了，这实在是无法可想的。总之，以“自由”、“中立”相标榜的集团，最后一定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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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注定做不成“第三种人”，那么在矛盾对立的社会中如何确立个人立场，才成了最具有实效性的问题。他认为，左翼作家对此是有着引导的责任的。虽然，杜衡曾经说过“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的话，但是由于“第三种人”终究是“心造的幻影”，这种关于“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也就自然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话。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他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那么，苏汶先生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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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是杜衡的原话，如今被用作文章的结语。这种特别的安排，意在促使杜衡对自己的理论道路的反省。虽然，对于杜衡回到左翼立场的可能性，鲁迅到底以怀疑的成分居多。本文是经由杜衡本人看过，然后交《现代》发表的，与其说是论战，无如说是一场严肃而友善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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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福楼拜。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指出，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他十分讨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贵族化观点，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他说：“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民间文艺是伟大的天才的母亲。他多次赞誉流传了千百年的谚语、传说、地方戏曲等等，惊叹于长期被压迫被埋没而尚未泯灭的底层的智慧，欣赏它们的形式美，它们的刚健与清新。关于艺术价值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他所以没有忘情于连环图画、唱本，以及托尔斯泰写给农民看的一类小故事，首先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对底层大众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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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发起的这场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经由党内领导人物的指示，也就如几十年后的所谓“运动”似的很快地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因为他接连观察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开玩笑了。开始，鉴于对教条主义、左倾空谈的“革命文学论”的批判刚刚结束，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有可能重新助长这种“革命一来所有人都得死”的类似的极左倾向，而事实上，在进行着的论战中间，有一些批评已经是逸出文艺问题之外的了，这种潜在的危机，使他在使用批判的武器时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用力。然而，随着情势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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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宽容，然而威武。那是不可欺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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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北平五讲·致周扬：“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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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于人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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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鲁迅有大半生牺牲在这里；离开北京以后，也还时时为此牵挂，不得安宁。早在许寿裳在江西省教育厅工作时，妻子因病去世，他在一封唁信中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后来，对《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不幸丧偶，故使婴儿每日看遗照的做法，他还曾这样表示过反对的意见：“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一方面高度礼赞无不包罗的母爱的伟大，在谈及中国乡村的溺婴现象时，甚至指出那些残忍地毁灭了婴儿生命的母亲，仍然是为了爱；而另一方面，他又说母爱差不多是盲目的、可怕的。对此，鲁迅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他知道母爱的代价，却愿意为此付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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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往北火车站问车，购买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并托付一切，第三天早晨便匆匆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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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到了北京家里，立即给许广平发了一封短简，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夜1时，又草了一信，叙说即时的心情：“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要嚷‘要PaPa’乎。”又说：“其实我在此亦无甚事可为，大约俟疗至母亲可以自己坐立，则吾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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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到京之前，许广平已经发出两封信了。除了照顾海婴，每日工作，就是抄写后来命名为《两地书》的原信，作为她必做的功课。她劝鲁迅乘此机会做小说，但又怕因此伤害他的身体和心绪，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愿意写，我们这里可以等的，横竖你要等太师母好些才能来，如此似乎比闲坐无聊得以消遣，但注意勿太吃力，这是第一要关心的。做小说来，非一时可写完，或愿意玩玩，那么还是不写也好吧！一切请自己斟酌吧！”表达了一位女性所特有的细致和矛盾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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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什么也写不成。事情本来不多，陪母亲看病，听她谈说二三十年前和邻居的事情，此外就是出访或接待朋友。这些琐事加起来仍然等于没有做事。闲坐不闲。世事的变幻使中年人永远无法宁静。许羡苏走了。许寿裳不在。许广平也不复是先前常常来坐的害马了。因为怀念过去，才愈加珍重起眼下流溢在书信里的温存。幸而还有友情，可以减少许多寂寞。宋紫佩、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沈兼士、马幼渔，待他都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这种友情的蛊惑，居然使他想到要移居到这里来，但是，转念这里的学生又要逼他教书，以致招人嫉恨之类，就又立刻动摇了。那结果，还不是跟先前一样，弄到非离开北京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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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好斗的，但是又总想回避那些无聊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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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还是没有苍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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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在京居留时间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演讲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都是青年学生。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演讲“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但是他这个人怎么可能摆脱固有的反叛思想呢？说他是“火鸦”实在是不错，在五四所遗下的这个寂寞的文化城里，他的演讲就是一把野火，众多青年的期待热情助长了火势，简直轰轰烈烈。报上有文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演讲地方均门碎窗破。自十五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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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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