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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北平五讲·致周扬：“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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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于人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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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鲁迅有大半生牺牲在这里；离开北京以后，也还时时为此牵挂，不得安宁。早在许寿裳在江西省教育厅工作时，妻子因病去世，他在一封唁信中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后来，对《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不幸丧偶，故使婴儿每日看遗照的做法，他还曾这样表示过反对的意见：“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一方面高度礼赞无不包罗的母爱的伟大，在谈及中国乡村的溺婴现象时，甚至指出那些残忍地毁灭了婴儿生命的母亲，仍然是为了爱；而另一方面，他又说母爱差不多是盲目的、可怕的。对此，鲁迅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他知道母爱的代价，却愿意为此付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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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往北火车站问车，购买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并托付一切，第三天早晨便匆匆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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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到了北京家里，立即给许广平发了一封短简，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夜1时，又草了一信，叙说即时的心情：“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要嚷‘要PaPa’乎。”又说：“其实我在此亦无甚事可为，大约俟疗至母亲可以自己坐立，则吾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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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到京之前，许广平已经发出两封信了。除了照顾海婴，每日工作，就是抄写后来命名为《两地书》的原信，作为她必做的功课。她劝鲁迅乘此机会做小说，但又怕因此伤害他的身体和心绪，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愿意写，我们这里可以等的，横竖你要等太师母好些才能来，如此似乎比闲坐无聊得以消遣，但注意勿太吃力，这是第一要关心的。做小说来，非一时可写完，或愿意玩玩，那么还是不写也好吧！一切请自己斟酌吧！”表达了一位女性所特有的细致和矛盾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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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什么也写不成。事情本来不多，陪母亲看病，听她谈说二三十年前和邻居的事情，此外就是出访或接待朋友。这些琐事加起来仍然等于没有做事。闲坐不闲。世事的变幻使中年人永远无法宁静。许羡苏走了。许寿裳不在。许广平也不复是先前常常来坐的害马了。因为怀念过去，才愈加珍重起眼下流溢在书信里的温存。幸而还有友情，可以减少许多寂寞。宋紫佩、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沈兼士、马幼渔，待他都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这种友情的蛊惑，居然使他想到要移居到这里来，但是，转念这里的学生又要逼他教书，以致招人嫉恨之类，就又立刻动摇了。那结果，还不是跟先前一样，弄到非离开北京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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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好斗的，但是又总想回避那些无聊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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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还是没有苍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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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在京居留时间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演讲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都是青年学生。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演讲“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但是他这个人怎么可能摆脱固有的反叛思想呢？说他是“火鸦”实在是不错，在五四所遗下的这个寂寞的文化城里，他的演讲就是一把野火，众多青年的期待热情助长了火势，简直轰轰烈烈。报上有文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演讲地方均门碎窗破。自十五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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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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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讲中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中国文学和官僚实在接近。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这两类文学的界限是“在朝”和“在野”，因此，前面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然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毕竟还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国民党政权刚刚建立起它的血腥统治，需要文人帮忙，而实际上不也有不少南下投奔到青天白日的麾下去的吗？然而，大谈女人与酒之类的文化人，却又处处暴露了亡国的朕兆。这种混杂的文化现象是发人深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黑暗腐败到了透顶，而在武力的维持之下仍然可以继续撑持的“党国”！鲁迅向听众做了很深长的暗示。作为古都，北京的文人与官僚最为接近，有的纯粹官僚化了；有趣的是，这里文界的隐士也特多。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比起全国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文化人是不是应当有更多一点的自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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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的“文学革命”，他说是西装先生的“皮鞋脚”的胜利。但是，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的，于是有下等人的“草鞋脚”插进文坛。霸占了文坛的“皮鞋脚”当然要加以拒绝，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曾经革命的在新的情势下变成了革命的阻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而新兴艺术的前途，如同时代发展的趋势，却又是无论如何也阻碍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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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指出在专制统治之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的“遵命文学”，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作品所作的统称，实质上指的是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认为，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说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对于革命文学作家应具备的条件，他作了不少说明，其中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意识与社会地位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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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学，也就不能不一再谈及文学家，也即知识阶级问题。他说，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他把知识阶级分为新旧两种，现在的所谓知识者，即到外国留学的先生们，回国讲各种科学，生活优裕得很，可以坐汽车，住洋房，漂亮而阔绰。但是，能否长久还是一个问题。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这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的为自己了。他多次提到这个观点，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隙地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气焰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可以视同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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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的国情，他对知识者，对青年学生表示了如下两点希望：一是做事要认真，不要老是做戏似的。文学也如此，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谈起新兴的未来派艺术，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与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认真的例子。还有一点希望就是，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就不行了。不过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接着，他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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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并不等于主张文艺家一例地参加政治活动。鲁迅一直认为，对于作家来说，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在台静农家里，他有一次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听讲的人有北京左联的成员，可以认为，这是他对左联领导方式的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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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家，他还谈了一些有关创作的情况。共产党有关方面试图说动他创作一部关于红军战斗的小说，材料也交给他了，并两次约了从苏区到沪养病的陈赓将军向他介绍有关情况。一年前，当他听到一件有关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地方纠纷的消息时，曾经对增田涉说过：“听说共产党杀了附近的农民，不知是否确凿？但很可能是流言。如果真是杀了农民，无论持什么理由都不行的。已经有人调查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定要向共产党提出忠告。”陈赓的谈话，使他了解到了许多为他所不知道的情况，解除了不少疑虑。但是小说终于没有写成。他说，他不能写他不熟悉的生活。作家所应熟悉的首先是生活，是自己所经验过感动过的活生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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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武力》。可见他根本“平和”不得，时候一到，便把匕首露出来了。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自然总有那么一些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是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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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这次返回北京的情况。流言自然也不少。名人背后总会有流言相随。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其实简单得很，一个母亲，已足够令他梦系魂牵。在接到电报之前几个小时付邮的信内，他还做梦似的说着明春到异乡漂流的计划，想不到就这样匆匆地只身远行。总是匆匆。总是身不由己。如果说，他的演讲是放火，那么也不是带着放火的任务而来，只因为他本人是“火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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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还留在北京的时候，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他的家里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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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亲人一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里住下。等鲁迅月底返沪，他们已经住了好些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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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需要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使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所谓融洽，并非仅指观念或观点的一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融洽首先是一种情感关系，它意味着人们的神秘的生命之流的交汇，那里隐藏着某种共同的契机。这其间，瞿秋白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鲁迅，那是一首旧作：“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他向鲁迅无遗地袒露了内心的感伤，虽然跋语谓是“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但是毕竟还是一份“‘忏悔的贵族’心情”。直到写作《多余的话》时，瞿秋白还解剖过自己的“颓废”与“脆弱”。鲁迅是能够理解的。他写过《野草》，写过《在酒楼上》、《伤逝》和《孤独者》，他知道，感伤乃知识分子之常。瞿秋白到底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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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之前，瞿秋白买了一盒非常昂贵的积铁成像玩具送给海婴。那是稀罕的舶来品，因为稀罕，许广平才把它收藏起来，怕被淘气的孩子很快弄坏。而瞿秋白生活是那么清贫，他走时和杨之华各自携带的只有装有几本书籍、几篇文稿和几件衣服的两只小包袱，那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了。他赠送玩具的说话是：“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与其说是达观，无宁说夹带了几分凄伤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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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设法告诉我一声，免得担心。”瞿秋白记起鲁迅临别时的话就动感情，被接回谢澹如家，立即托人送去一封短简和一只火腿爪。接着，又成诗一首，也一并抄寄给了鲁迅。诗是读了《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之类的东西而作的。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所说正是鲁迅抨击的那类帮闲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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