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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者,面向“刀丛”固难,廓清“风气”又谈何容易?“名士”而“新”,土洋结合,“风气”竟来自知识者自身。封建主义不只是一种“传统”,并不完全的代表过去。它不是僵固的被动的存在。它可以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破坏新生的机运,进入新分子内部,使之徒有其表而不改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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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家里,瞿秋白翻译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的讽刺诗《没有工夫唾骂》,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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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全篇充满了笑骂,在艺术上是粗糙的。更有甚者,同刊的下一期登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别德内依而骂胡秋原的,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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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很不妥,完全违背了党的策略,于是去找周扬,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建议在《文学月报》上做出公开纠正的表示。周扬完全不同意,跟冯雪峰争吵起来。事后,冯雪峰到了瞿秋白那里,谈起这件事情,瞿秋白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晚上,他又特地跑到鲁迅家里去,征求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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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找出《文学月报》,翻看了一下《汉奸的供状》,认为很有点流氓气,并且表示说,刊物倘能自行纠正当然是好的。冯雪峰听了,就请他出面写一篇文章,代表左联说说话。“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鲁迅沉吟了一会,说,“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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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终于在《文学月报》登出来了,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周扬的,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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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芸生的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的对于姓的开玩笑,很使他想起四年前那杜荃称他为“封建余孽”一类的谩骂,其实捡得这样的材料,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在他看来,倒是十分“封建的”。恶作剧的重演,封建意识的复活,不能不引起他特别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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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无产者的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应当有大众的裁判,决不能由某个什么人的一句话轻易地裁定生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倒也没有乱杀人;俄国的十月革命,也都保留了皇帝的宫殿。中国的作者,却将革命者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未免太卤莽,太想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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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想来也不足怪,不是说过“流氓的变迁”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宗遗产哩!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承受还是抛弃?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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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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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本文开头是说了《文学月报》的一些好话的,如对提出了几位新作家,打破近些年来看重名流的沉闷局面等,就曾指出是一种好事情;而且,本文所说也是一番公意,他根本没有想到发表以后会遭到恶意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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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了标题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的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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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反驳说,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忌,“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把普洛文化运动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的诗人与斗争的实践分离”,“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对于鲁迅的态度,文章借用他的原话歪曲说,是“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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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句话显得分外刺眼:“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如果就这样的可以动辄奉旨申斥,任意罗织人罪,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革命的前途,难道只在于变换一个“党”的招牌,而无须根本的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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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许多攻击性的词句,如“小资产阶级意识”、“动摇性”等等,都是当年创造社曾经使用过的。你怎样解释这样一种历史的巧合?《现代文化》是紧接着《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刚创刊就发表文章声援另一个刊物的作品,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下决心这样延续下去吗?一个人呢,还是一群人?再看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居然还造了一个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简直卑劣!老祖宗的遗产非这么背着不可,欣欣然不肯放下!——与其说,文章令他读了愤慨,无如说思虑和悲哀更切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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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信去质问,但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这是事情为他布下的对周扬的第一个疑点。随着周扬在1933年以后做了左联的党团书记起,他的不信任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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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甲等的文章,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两文,批评了芸生和首甲等用辱骂代替真正的理论批评的错误,并且认为,鲁迅的信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文章写得并不激烈。毕竟是内部批评。奇怪的是,它们结果都没有能够发表,只是以文稿的形式在抽屉里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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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丁玲失踪与杨铨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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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以后,每临岁暮,大约都会撩动某种感旧的情怀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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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最后一天,鲁迅为郁达夫和几位日本朋友写了几幅字,均系自作的旧诗,其中赠滨之上的一首写道:“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故乡,再度成为他心中的主题音乐。愁思缭绕,低回无已。另外写泽畔诗人,写严装娇女、皓齿吴娃,也都与故乡相关。“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有谁不动情于子规的啼唤呢?离开绍兴已经十年,虽或有过乡思,也不如近日的强烈。何以如此,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难道人真的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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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除夕。他特意邀来冯雪峰,一起吃了夜饭,又携同海婴一起登上屋顶,燃放了十余枚花爆。两年不曾这样度岁了。他真想热闹一番,借此摆脱所有的烦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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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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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燃放爆竹,在中国民俗中具有祝福的意味,那么,命运的安排适得其反。在新的一年里,无论国家或个人,环境都是全所未有的险恶。本来,他打算在年内携带家眷省母的,却不得不因时局的变化而取消了。文章也真个没有写处,只好不断变换笔名,以逃避审查官的耳目。即使得以发表,也往往面目全非,甚至被抽得连一根骨头也不剩。在上海,友人本来不多,半年之内就有一个失踪,一个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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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根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在热河的二十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的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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