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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家，他还谈了一些有关创作的情况。共产党有关方面试图说动他创作一部关于红军战斗的小说，材料也交给他了，并两次约了从苏区到沪养病的陈赓将军向他介绍有关情况。一年前，当他听到一件有关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地方纠纷的消息时，曾经对增田涉说过：“听说共产党杀了附近的农民，不知是否确凿？但很可能是流言。如果真是杀了农民，无论持什么理由都不行的。已经有人调查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定要向共产党提出忠告。”陈赓的谈话，使他了解到了许多为他所不知道的情况，解除了不少疑虑。但是小说终于没有写成。他说，他不能写他不熟悉的生活。作家所应熟悉的首先是生活，是自己所经验过感动过的活生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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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武力》。可见他根本“平和”不得，时候一到，便把匕首露出来了。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自然总有那么一些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是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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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这次返回北京的情况。流言自然也不少。名人背后总会有流言相随。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其实简单得很，一个母亲，已足够令他梦系魂牵。在接到电报之前几个小时付邮的信内，他还做梦似的说着明春到异乡漂流的计划，想不到就这样匆匆地只身远行。总是匆匆。总是身不由己。如果说，他的演讲是放火，那么也不是带着放火的任务而来，只因为他本人是“火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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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还留在北京的时候，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他的家里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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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亲人一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里住下。等鲁迅月底返沪，他们已经住了好些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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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需要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使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所谓融洽，并非仅指观念或观点的一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融洽首先是一种情感关系，它意味着人们的神秘的生命之流的交汇，那里隐藏着某种共同的契机。这其间，瞿秋白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鲁迅，那是一首旧作：“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他向鲁迅无遗地袒露了内心的感伤，虽然跋语谓是“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但是毕竟还是一份“‘忏悔的贵族’心情”。直到写作《多余的话》时，瞿秋白还解剖过自己的“颓废”与“脆弱”。鲁迅是能够理解的。他写过《野草》，写过《在酒楼上》、《伤逝》和《孤独者》，他知道，感伤乃知识分子之常。瞿秋白到底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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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之前，瞿秋白买了一盒非常昂贵的积铁成像玩具送给海婴。那是稀罕的舶来品，因为稀罕，许广平才把它收藏起来，怕被淘气的孩子很快弄坏。而瞿秋白生活是那么清贫，他走时和杨之华各自携带的只有装有几本书籍、几篇文稿和几件衣服的两只小包袱，那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了。他赠送玩具的说话是：“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与其说是达观，无宁说夹带了几分凄伤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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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设法告诉我一声，免得担心。”瞿秋白记起鲁迅临别时的话就动感情，被接回谢澹如家，立即托人送去一封短简和一只火腿爪。接着，又成诗一首，也一并抄寄给了鲁迅。诗是读了《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之类的东西而作的。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所说正是鲁迅抨击的那类帮闲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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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者，面向“刀丛”固难，廓清“风气”又谈何容易？“名士”而“新”，土洋结合，“风气”竟来自知识者自身。封建主义不只是一种“传统”，并不完全的代表过去。它不是僵固的被动的存在。它可以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破坏新生的机运，进入新分子内部，使之徒有其表而不改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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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家里，瞿秋白翻译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的讽刺诗《没有工夫唾骂》，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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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全篇充满了笑骂，在艺术上是粗糙的。更有甚者，同刊的下一期登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别德内依而骂胡秋原的，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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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很不妥，完全违背了党的策略，于是去找周扬，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建议在《文学月报》上做出公开纠正的表示。周扬完全不同意，跟冯雪峰争吵起来。事后，冯雪峰到了瞿秋白那里，谈起这件事情，瞿秋白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晚上，他又特地跑到鲁迅家里去，征求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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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找出《文学月报》，翻看了一下《汉奸的供状》，认为很有点流氓气，并且表示说，刊物倘能自行纠正当然是好的。冯雪峰听了，就请他出面写一篇文章，代表左联说说话。“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鲁迅沉吟了一会，说，“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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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终于在《文学月报》登出来了，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周扬的，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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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芸生的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的对于姓的开玩笑，很使他想起四年前那杜荃称他为“封建余孽”一类的谩骂，其实捡得这样的材料，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在他看来，倒是十分“封建的”。恶作剧的重演，封建意识的复活，不能不引起他特别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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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无产者的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应当有大众的裁判，决不能由某个什么人的一句话轻易地裁定生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倒也没有乱杀人；俄国的十月革命，也都保留了皇帝的宫殿。中国的作者，却将革命者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未免太卤莽，太想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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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想来也不足怪，不是说过“流氓的变迁”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宗遗产哩！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承受还是抛弃？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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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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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本文开头是说了《文学月报》的一些好话的，如对提出了几位新作家，打破近些年来看重名流的沉闷局面等，就曾指出是一种好事情；而且，本文所说也是一番公意，他根本没有想到发表以后会遭到恶意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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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了标题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的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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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反驳说，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忌，“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把普洛文化运动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的诗人与斗争的实践分离”，“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对于鲁迅的态度，文章借用他的原话歪曲说，是“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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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句话显得分外刺眼：“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如果就这样的可以动辄奉旨申斥，任意罗织人罪，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革命的前途，难道只在于变换一个“党”的招牌，而无须根本的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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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许多攻击性的词句，如“小资产阶级意识”、“动摇性”等等，都是当年创造社曾经使用过的。你怎样解释这样一种历史的巧合？《现代文化》是紧接着《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刚创刊就发表文章声援另一个刊物的作品，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下决心这样延续下去吗？一个人呢，还是一群人？再看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居然还造了一个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简直卑劣！老祖宗的遗产非这么背着不可，欣欣然不肯放下！——与其说，文章令他读了愤慨，无如说思虑和悲哀更切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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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信去质问，但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这是事情为他布下的对周扬的第一个疑点。随着周扬在1933年以后做了左联的党团书记起，他的不信任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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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甲等的文章，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两文，批评了芸生和首甲等用辱骂代替真正的理论批评的错误，并且认为，鲁迅的信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文章写得并不激烈。毕竟是内部批评。奇怪的是，它们结果都没有能够发表，只是以文稿的形式在抽屉里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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