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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却没有使他要借“无产阶级”一类名义来凌压对手，或者任意把对手夸大为国民的公敌。对于杨邨人，他只是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区别开来。所谓奸商，在他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颂苏联，赞共产，而到清党时，又用共产青年或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特点是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斗劣绅，激烈得很，遇到挫折，便称“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特点是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小贩具有投机气味，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而已。这是鲁迅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归纳出来的“阶级论”，很有自家的特色，但又非常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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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伪自由书》后记里，他便对杨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他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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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邨人没有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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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鲁迅曾经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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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接待过萧伯纳，他就遭到一次意外的攻击。这次攻击不是来自敌手，而是文学社同人，然而决非“乱发的流弹”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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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间，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建议创办《文学》杂志，借此恢复《小说月报》。在“一二八”战争中，商务编译所被炸，所有杂志全部停刊，战后复刊时，由于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干预，《小说月报》被压了下来。对于郑振铎的创意，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茅盾和胡愈之自然是赞同的，同时也得到鲁迅的支持。这样，《文学》编委会便在一次晚宴上产生了。这次晚宴，鲁迅是出席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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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第二号，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上面发表《休士在中国》一文，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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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士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卑劣的小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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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格的被污辱，他是不能忍受的。他维护人的尊严犹如生命，且不独于自己为然。在北京的时候，就有对于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的抗议，以及对错记杨树达事件的补充声明。自同陈西滢等笔战以来，诬蔑和侮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也就无须加以洗雪。因为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读者一看便可明白的。可是，《文学》却不同，它是挂了冠冕堂皇的招牌的，而他自己又是同人之一，何以一至于此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便不行，这才让他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博得观众的一粲吗？他愈想愈气愤。他不是这样的角色，他要声明还有能力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都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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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但很短，要求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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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休士他是见过的，但他认为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人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的。后来提到为此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的暗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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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第三号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回复鲁迅的函件。伍实的函中解释了为文的本意，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从文学社的立场，对《休士在中国》的发表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能取得鲁迅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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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垒》月刊发表文章，题目叫《文学社向鲁迅磕头》，对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函件往来实行攻击，说：“鲁迅之威风，文学会之驯服，至此我们才知文坛权威左联领袖之尊贵，才见到一幅文坛奴才的写真”；“鲁迅以父系制度时代的亲权，再加上一个左联背后的政权，当然要严加斥责，而《文学》不能不作贤妻孝子的表示了”。鲁迅不但没有代表任何政权或党派，也从来未曾做过什么领袖导师之类，更没有那种生杀予夺戏弄威权的表示，而事实上他也无权可弄。倒是从此以后，由编者的聊以塞责、患得患失而推定《文学》的“未必高明”，从而渐就回避了，直如他所说的那头躲进深山密林里舐伤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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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鲁迅与傅东华之间，也还保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周旋，如继续给《文学》供稿，推荐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等，这是他基于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认识，而不得已采取的变通手段。水至清则无鱼。当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已经被权门所垄断或被俗物所把持，你当置文学于何地呢？只好迂回着干大众的事业。这是无法可想的。像他这样个性倔强的人，做起这些违拗本性的事情来，是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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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傅东华因私事求助于他，他一样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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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华的儿子傅养浩得了伤寒症，多方延医，却日见严重。后来，傅东华打听到鲁迅认识福民医院的院长，便托黄源求告鲁迅，希望能请这间医院的医生诊治。鲁迅是学过医的，知道这种致命的疾病，闻讯十分焦急，立即和黄源赶到福民医院，把小山濠一医生请到傅东华家里。诊毕，再由鲁迅陪送小山濠一返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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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傅养浩被送进福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鲁迅还曾几次前往探望。这种殷勤，傅东华是不无感动的。傅养浩出院后，傅东华专门写了一封信向鲁迅致谢，鲁迅没有回复。他没有必要回复。因为奔走的本意，乃在“救救孩子”，并不是为了傅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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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时，在众多的吊唁的人群中间，有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他是特地向学校请了假，跑到万国殡仪馆里来的。在鲁迅的遗体前，他眼含热泪，恭恭敬敬地鞠躬三次，还是不忍离去。他就是傅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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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心中，鲁迅是使他重获第二次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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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在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围绕着《庄子》与《文选》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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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按表格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于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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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书目不能不引起鲁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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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而类似的书目，十年前也曾由《京报副刊》征求过一班名流的意见。当时，他自己所作的答复，不是遭到普遍的攻击吗？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所谓新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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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蛰存的一份书目，鲁迅不禁联想到青年当中许多复旧的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同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的是，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又想起了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甲午战败以后，他们要“维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和《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对人却毫不愧色。他们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当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此看来，历史岂非倒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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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一个“忆”字把两段时间连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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