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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一个显豁的比喻，对“反复”的历史性现象做出警辟的提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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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专为施蛰存而发。而施蛰存看了，总觉得是针对他的，于是立即起而辩难，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答以《“感旧”以后（上）》；同一天，又连带写下《“感旧”以后（下）》；虽然不是直接与施文有关。接着，施蛰存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等，一直纠缠不放。鲁迅也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在《扑空》、《〈抄空〉正误》、《答“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分别写了《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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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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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考察。他以刘半农为例，批评了当年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战士，他们因胜利而爬了上去，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反而将它踏在脚下，拿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他提出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论题，指出：必须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所谓语文的新生，就是大众语的实现。而语言同大众的结合，在鲁迅看来，还是表层意义上的问题。关键是思想的施入。在白话运动中，鲁迅就极其看重思想革命，他始终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在这场论争中，他反对在古书中寻活字汇，字汇所表达的是僵死的思想，即使能使字和词复活，也无非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徒具满身的珠光宝气而已。人生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十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而施蛰存却向青年推荐《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用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孔孟且不说，《家训》的作者，及其中所记的齐士，自身为儒士，却又归心于佛，或教子弟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也是一样的思想：自己念佛，让子弟学“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但现在，这样的“二重思想”者也不少。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论危机，与北朝时期很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当此变化急速、斗争剧烈之际，“颜氏的渡世法”难道会是有益于青年的吗？鲁迅在先后两篇文章中一同指出：在中国社会上，保持这种“颜氏式道德”、“北朝式道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荡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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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中，鲁迅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尖刻，使得文章也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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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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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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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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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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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孤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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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内，没有哪一个敌手具备可以与之长期论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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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所谓“武力”，也就是权力。政权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也曾把执掌政权的阔人称之为“有力者”。文人乖巧，往往依附者多。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叭儿文人的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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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于鲁迅，最先有《中央日报》的讨伐。得风气之先，自然不愧为“中央”。接着，有《时事新报》；后起的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已经完全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到了1934年末，他又预料将要“另结新样的网”了。事态的变化总要比他的预料来得快，来得严酷。一个心存忠厚的人，无论怎样的明敏，在铁幕之下也要显得鲁钝的。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多次慨叹：“局面为有生以来所未尝见。”然而，又无论局面如何，也只好一味领受。这是小民的本分。只是生来就不守本分，于是除了战斗，便剩下自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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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过一首旧诗赠柳亚子，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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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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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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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横眉冷对是一回事，千夫所指又是一回事。经过闹市，旧帽遮颜，岂是天生孤僻？破船载酒，亦人生一乐，奈何泛于中流，又何其险乎！对于所谓“党国”的一统天下，尾联不失为辛辣的讽刺，然而，入沪以来，自己确乎认认真真地躲过好几回；即以目下而论，连住址也不敢示人，甚至朋友，不也仍然在“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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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五、 内战与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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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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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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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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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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