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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有过一场关于杂文问题的论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看待杂文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对此,鲁迅是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原则的,即把讽刺的严肃性和审美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对于杂文,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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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杂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杂文,作为他的文学观的一种体现,正好继承了“五四”的战斗传统。在他这里,文学首先是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杂文短小、轻便、灵活自然也宜于作“性灵”的载体,但因此也最能发挥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杂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摆设”,它的生存是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最憎恨奴性。在《漫与》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了奴隶与奴才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在文学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显然,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属于麻醉一类的;而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现实,超责任,说穿了还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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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是杂文的生命。只要世间还有黑暗的事物,落后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讽刺,有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是广泛的、多样的,他不但讽刺了权势者、奴才,还有奴隶。因此,那种认为鲁迅的杂文只用于讽刺敌人,而与人民无涉,以及“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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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来说,杂文创作始终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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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论语》之先,周作人便联合了俞平伯、废名、冯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同人刊物《骆驼草》。他们宣称“不谈国事”,决心“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文章我自为之”。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闲适”一路散文于是以一种群体创作的方式出现。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语堂推为“闲适”和“幽默”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后《论语》派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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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创造社曾经以“趣味”和“闲适”评论“语丝派”的周氏兄弟,鲁迅虽或写过“闲谈”、“漫笔”之类,但却以自己的愤火照见了历史,实在不能囿于题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面发表“人事的评论”,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面又把为他所攻击的“旧文明”、“所谓礼”,奉为“生活之艺术”,鼓吹“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当国民党在血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们的“党治”世界,他就在专制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说:“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于是,他声明不再写“祭器文学”,反对“一副野蛮神气”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过做做“精神上的体操”而已。这类略具“苦味”的“闲适”文章,结果,将对读者产生同等的作用:粗犷的人心,因此而渐渐变得平滑起来。然而,鲁迅并不改他的野气,他是始终好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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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会上,说到为《自由谈》写稿,鲁迅便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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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谁呀?”陈子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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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骂的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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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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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法也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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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插话道:“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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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林语堂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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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鲁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会里,他不必讨好任何人。为什么要“忠厚”呢?他还嫌自己刻薄得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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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弟的思想变化,鲁迅是清楚的,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周作人。其实,他对《论语》的“危机”与“出路”的说话,也都包含了对胞弟的批评和期待的。当周作人陷于众人的攻击时,他那深潜的温情,就汩汩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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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以《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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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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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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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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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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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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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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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周作人的许多朋友都做了和诗,熙熙攘攘,热闹得很。但同时,也遭到一批青年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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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鲁迅没有公开表态,但在写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信中,却都分别替周作人作了辩护,给曹聚仁的一封写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对于国家的衰亡,当权者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这是鲁迅的一贯观点。正是鉴于这种认识,他才表现出了对一般文士的宽容,其中包括周作人。从信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固然表示理解,而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之情。对社会的不满和讽刺,竟至于没有解人,这本身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十年前,还是一个“思想革命”论者,写得一手“浮躁凌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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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人,早已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如此冷酷。无论作何种努力,是再也无法寻得灵魂对话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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