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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有过一场关于杂文问题的论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看待杂文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对此，鲁迅是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原则的，即把讽刺的严肃性和审美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对于杂文，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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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杂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杂文，作为他的文学观的一种体现，正好继承了“五四”的战斗传统。在他这里，文学首先是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杂文短小、轻便、灵活自然也宜于作“性灵”的载体，但因此也最能发挥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杂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摆设”，它的生存是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最憎恨奴性。在《漫与》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了奴隶与奴才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在文学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显然，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属于麻醉一类的；而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现实，超责任，说穿了还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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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是杂文的生命。只要世间还有黑暗的事物，落后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讽刺，有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是广泛的、多样的，他不但讽刺了权势者、奴才，还有奴隶。因此，那种认为鲁迅的杂文只用于讽刺敌人，而与人民无涉，以及“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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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来说，杂文创作始终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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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论语》之先，周作人便联合了俞平伯、废名、冯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同人刊物《骆驼草》。他们宣称“不谈国事”，决心“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文章我自为之”。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闲适”一路散文于是以一种群体创作的方式出现。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语堂推为“闲适”和“幽默”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后《论语》派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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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创造社曾经以“趣味”和“闲适”评论“语丝派”的周氏兄弟，鲁迅虽或写过“闲谈”、“漫笔”之类，但却以自己的愤火照见了历史，实在不能囿于题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面发表“人事的评论”，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面又把为他所攻击的“旧文明”、“所谓礼”，奉为“生活之艺术”，鼓吹“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当国民党在血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们的“党治”世界，他就在专制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说：“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于是，他声明不再写“祭器文学”，反对“一副野蛮神气”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过做做“精神上的体操”而已。这类略具“苦味”的“闲适”文章，结果，将对读者产生同等的作用：粗犷的人心，因此而渐渐变得平滑起来。然而，鲁迅并不改他的野气，他是始终好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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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会上，说到为《自由谈》写稿，鲁迅便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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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谁呀？”陈子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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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骂的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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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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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法也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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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插话道：“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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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林语堂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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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鲁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会里，他不必讨好任何人。为什么要“忠厚”呢？他还嫌自己刻薄得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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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弟的思想变化，鲁迅是清楚的，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周作人。其实，他对《论语》的“危机”与“出路”的说话，也都包含了对胞弟的批评和期待的。当周作人陷于众人的攻击时，他那深潜的温情，就汩汩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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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以《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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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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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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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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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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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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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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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周作人的许多朋友都做了和诗，熙熙攘攘，热闹得很。但同时，也遭到一批青年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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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鲁迅没有公开表态，但在写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信中，却都分别替周作人作了辩护，给曹聚仁的一封写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对于国家的衰亡，当权者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这是鲁迅的一贯观点。正是鉴于这种认识，他才表现出了对一般文士的宽容，其中包括周作人。从信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固然表示理解，而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之情。对社会的不满和讽刺，竟至于没有解人，这本身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十年前，还是一个“思想革命”论者，写得一手“浮躁凌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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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人，早已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如此冷酷。无论作何种努力，是再也无法寻得灵魂对话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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