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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署名绍伯的一篇文章《调和》：“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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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甚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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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听到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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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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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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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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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个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这就健忘的读者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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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来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似读了最后杨邨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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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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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文章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难道这竟是一种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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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调和。无原则。牺牲青年的生命，又太打浑了水。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器量。又是器量态度和年纪，苦了读者。“戟门坝上的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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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首甲等人不也说是“调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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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化名。林默即廖沫沙，绍伯即田汉，这他知道。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般躲躲闪闪呢？互相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背后还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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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但是，却不能容忍随意的戏弄，反击是必须的，当他想及作者乃系身边的“战友”时，便又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不愿意因此使敌人称快。林默的文章，不是也没有反驳吗？还是随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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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种忍耐的确使他万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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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年底，他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文字不多，但分明显示了他的愤慨：……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声明，这并非个人的事情；接着又指出，绍伯所施展的是“老手段”，言下是他所熟悉的，化什么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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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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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编集时，他在附记里完全拆穿这种把戏，指出：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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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里，鲁迅是把绍伯同林默挂在一起的。在另外给朋友的信中，这种并列的提法还有过三次。一者致杨霁云：“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二者致曹靖华：“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去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三者，直到1936年1月，他还告诉徐懋庸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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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慨然写道：“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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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的复函是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之后两个月写的，不但毫无悔过的诚意，而且进一步采取隐瞒、戏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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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又说：“至于先生对于我（？）的批评，——如‘心口不如一’等，虽则自问缺点极多，然而那恰不是我的缺点，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信末，还特意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憨直的文学青年，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却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备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这我以为是没有理由取得鲁迅先生的‘鄙视’与‘敌意’的。但鲁迅先生却再三的表示他的愤然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说：“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的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的认清敌友。’”这样，鲁迅反倒多出一份不分敌友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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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信函，他当然是不会理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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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廖沫沙和田汉的先后化名的攻击，确乎使他的心灵受伤。在此前后，《支那研究资料》译载了左联作家穆木天出狱前给国民党当局所写的诋毁普罗文学的报告，田汉和阳翰笙出狱后为郑正秋所作的挽联，都不能不使他怀疑左联内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左翼立场。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人们从来不为哪一个信仰或首领拼命，总是随风转舵。这是很可慨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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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把持左联的周扬，那种“元帅”和“工头”般的种种作风和办法，于他是更为严重的刺激。如果说，已经显露原形的朋友令他伤心，那么尚未显出原形的“同志”则多少要使他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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