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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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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周作人的许多朋友都做了和诗，熙熙攘攘，热闹得很。但同时，也遭到一批青年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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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鲁迅没有公开表态，但在写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信中，却都分别替周作人作了辩护，给曹聚仁的一封写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对于国家的衰亡，当权者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这是鲁迅的一贯观点。正是鉴于这种认识，他才表现出了对一般文士的宽容，其中包括周作人。从信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固然表示理解，而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之情。对社会的不满和讽刺，竟至于没有解人，这本身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十年前，还是一个“思想革命”论者，写得一手“浮躁凌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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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人，早已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如此冷酷。无论作何种努力，是再也无法寻得灵魂对话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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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如此“同人”：林默与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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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战斗的杂文观念势必要受到挑战。但是，挑战竟然来自左联内部，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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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号林默者，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人间何世》的文章，在批判《人间世》的同时，反对小品文，认为这种合“西方文学的自由主义同东方文学无力的骚人名士主义”的文章，是必须加以扫荡的。在左联，林默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左倾青年还特地开了会，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他们表示，希望取得鲁迅的支持。然而，老头子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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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引发了来自自己营垒的第一支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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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谈》，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文章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古来就有所谓“仁人义士”解倒悬的各种胡说，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这类人物一多，当然大家要被倒悬，且送往厨房，也无人可以解救。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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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本来是极明白的，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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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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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在文中还顺势否定了所有的杂感，认为颇尽八股的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而《倒提》正是“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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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下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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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到内容，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在《论“花边文学”》发表的同一个月里，有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后来解释说，“所说的狗才”，“指的是《谈言》和《火炬》上的有几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虽然林默的文章并非专论“大众语”，但当是包括在“急进”的论客之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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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来，敏感而自尊的他，已经颇尝了一点左联里的青年战友所给的苦头。在回答青年作家关于文化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的说法时，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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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哀，是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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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尊孔读经，提倡文言，得到复古派的支持。商务印书馆附属小学校长吴研因著文反驳，从此揭开关于“大众语”论战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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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等提出“大众语文学”、“大众语运动”的口号，《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和最新创刊的《太白》等报刊，分别刊出大批文章，痛击“文言复兴”的逆流，推进语文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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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于7月间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鲁迅先后两次复信，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写了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门外文谈》，可以看做是大众语运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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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汉字是和大众两立的，是特权者的东西，愚民政策的机器。为此，鲁迅坚决主张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在他看来，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实行“大众语文”，就必须推广拉丁化的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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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普及拉丁化当是大众自掌教育以后的事情，根据一贯的“中间物”观点，他认为，现在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当促进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使提倡者先行写作一些大众能够看的东西，然后逐渐地过渡到大众自能写作的新阶段。不然，造出一种所谓的“大众语文”，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他反对林语堂的“论语派”，称之为“另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提倡“语录体”，使白话向文言复归。在反对新旧复古派的同时，他又反对“迎合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早在两年前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要求作家转换原来的路径，放弃“五四”以来所应用的欧化的口语，而去利用中国旧有的、原始的文艺形式。“大众语”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有联系的，鲁迅与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彻底”论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放过“大众语运动”的实行者乃是远在“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以及运动必须在现存的政治文化专制制度底下进行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在谈到大众语文时赞成不得已仍可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做切实的准备和过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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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关于反对专化，主张多元的观点，在“大众语”讨论中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文艺或学术的范围，而投射到整个的社会改革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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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外文谈》里，有这样一段关于改革者的话：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论新文字》的议论更为深刻：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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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具有自省意识的知识者，鲁迅深知同类的作用和弱点，惟其过分地看重启蒙的责任，所以，他才对先天性的缺陷部分分外地感到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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