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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能够领会鲁迅消解的话，由是，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灵魂。奴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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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正在印刷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已经脱稿了。一天，叶紫对萧军说：“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当像点‘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店之类，这样外面看起来就很有声势，于买书和卖书都方便，而且书官方也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萧军欣然同意，当即起了个社名，就叫“奴隶社”。至于乌有书店的名称，叶紫管它叫“容光书局”。计划最先出版的十种书籍，相应地，自然也就成了“奴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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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关于“奴隶丛书”的总体设想向鲁迅说了。鲁迅十分赞同，说，“奴隶社”的名目是很好的，奴隶和奴才不同，奴隶造反，奴才是不会造反的。在他的支持下，叶紫和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共同起草了一个《小启》：“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可以说，《小启》是几个不甘做奴隶者面对社会和文坛发出的公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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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出版后，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八月的乡村》列为“奴隶丛书”之二，萧红的《生死场》原打算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被检查老爷压了半年多，结果是不许可，只好自费印刷，列为“奴隶丛书”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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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三种的序文，都是鲁迅的手笔。因为是奴隶写的书，所以自有不同于“为艺术的艺术”的战斗的标准，正是从这里出发高度赞誉了小说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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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丰收》，他指出，这个由六个短篇构成的集子，与活在现中国的读者有着大关系。作者虽然是一个青年，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对于压迫者的斗争中，是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的。回顾封建专制的历史，他指出，中国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更不必说。然而，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实，《八月的乡村》却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几次引用胡适“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话，然后说，这书是于“心的征服”有碍的。一方面是奴隶，一方面是奴才；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序文以黑白分明的比较，显示着小说的主题：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生死场》同样是一部不能见容于中华民国，大背“训政”之道的作品。他十分欣赏作者以女性的笔触而能越出常轨，富于力度，它是能给奴隶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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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从写稿到出版和发行，耗费了鲁迅的大量心血。《八月的乡村》是萧红用很薄的日本美浓纸抄写的，字又小，几乎每页都要衬上一张白纸才能看清楚。为《丰收》代寻木刻家插图，也颇费周折，最后还是自己拿出五元钱，买了木板，交给黄新波刻制。即使短序一篇，也都颇费苦心，如《生死场》刻画人物的缺点，到了鲁迅这里，评介就转换成了另一种肯定的方式：“叙述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显然意在袒护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难怪官方的走狗报纸对“奴隶丛书”的狂吠，总是处处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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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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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鲁迅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推举年轻奴隶。在此前后，他曾经向美国记者斯诺和伊罗生介绍了大批左翼作家的小说；在自己编选的中国小说集中，也都是侧重于后起的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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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是通过宋庆龄认识鲁迅的。他同情中国革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感受鲁迅的伟大，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启蒙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心灵的相通未必依赖神圣的血缘关系。不同的国度存在着同一度思想空间。鲁迅一直认为，有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热爱，是远在于同胞之上的，因此他愿意聆听他们对中国的诅咒，而不能接受炎黄子孙在祖先祭坛上的喃喃颂辞。从接触中，他觉得斯诺是明白的、可信任的。因此，对斯诺和他的助手姚克共同编译的小说集《活跃的中国》，始终给予热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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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有一次，鲁迅向斯诺说道：“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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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的命运，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是缠绕不散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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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民党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还会认为阿Q跟从前一样多吗？”斯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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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他大笑道，“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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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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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读过很多关于俄国革命前的东西，知道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当然也可以学习美国，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还应当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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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所谓向民族的历史学习，是旨在寻求现代化改革的现实根据，而不是对专制主义传统的眷顾或回归。在这里，他展示了中国改革道路的多种可能性，他反对任何国家不变的模式，而倾向于批判的综合，主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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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最先在上海进行，后来斯诺移居北平，便通过姚克同鲁迅保持直接的联系，持续几年，终于在1935年完成。正是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他们才在专译鲁迅的原定计划的基础上，选择了柔石、张天翼、萧军、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斯诺在介绍《活跃的中国》时，特别指出它的思想价值，说：“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人民性、战斗性，是主要通过“现在新出台的作家”去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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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选编的《草鞋脚》，是与《活跃的中国》属于同样性质的中国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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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同茅盾一起，应伊罗生的要求，完成本书的初选工作。为了介绍新人，他们努力推荐哪怕是幼稚、脆弱的作品。“草鞋脚”一词，来源于鲁迅的演讲，书的序文也是鲁迅作的。在序文中，他指出，这“新的小说”，是战斗的产物，是“文学革命”时代的关于“人性的解放”这个文学基本要求的又一发展。为了文学事业的进步，许多青年在黑暗中以生命殉了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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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活跃的中国》和《草鞋脚》是一个横切面，所显示的是中国小说的现实状况，那么手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则是一个纵剖面，呈示着新小说的创始阶段的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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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选本，时间跨度很大，包括从1917年至1927年间的理论和作品，可以看做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小说共分三集，第二集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部分，计划由鲁迅负责编选。当编辑赵家璧找他具体商议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检查官的问题。鉴于书报审查制度的严密，又要确保选本的客观性和完整性，鲁迅认为以他这样被政府通缉的“堕落文人”身份是不大相宜的。赵家璧答应愿意在通过审查方面作出努力，他便把事情答应下来了。果然，官方要将鲁迅的名字从编选者中除掉，另换别人。良友公司方面只好走后门，收买检查官，以保证鲁迅的选本和序文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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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时候，鲁迅突然通知说“决计不干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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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所写的《病后杂谈》发表时，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使他大为愤懑。他不想中检查官的诡计，把自己为《大系》所写的序文重新送交断头台，并声明，要用硬功对付他们。这件事弄得赵家璧相当紧张，再度约见鲁迅，把《大系》的整个进程说了，恳求收回成命。书店方面因此而白折费用，自然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在赵家璧答允争取做到保持选本导言的本来面目的情况下，他犹豫良久，才决定着手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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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是不知道赵家璧的难处的。所以，临别时说，将来序文和选稿送审后如有删改之处，可由书店方面代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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