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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设有执行委员会，鲁迅最初也是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退了。实际上到了后来，执委会也形同虚设，党组完全代替了它的活动。当胡风被任白戈接替以后，左联内部的统一局面遂告形成。周扬大权在握，许多事情，他已经无须直接出面指导或干预，而让任白戈，乃至夏衍、田汉进行。最初，夏衍曾经说过重大的事情可以找鲁迅商量的，而这时，田汉已经明确告诉任白戈：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任白戈去日本后，由他介绍加入左联的徐懋庸接替了他的职务。徐懋庸也一样少有见到周扬的机会，周扬的指示，通常通过周立波和何家槐传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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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内部，鲁迅根本无意做什么权威。早在集团成立时，他就主动撤出领导核心的位置，但也不想因此退居幕后，非要听所谓汇报不可。他不需要那份特别的尊重，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而且愿意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当然，既在一个组织之内，他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命运，同集体的战斗倾向保持一致。这是不成问题的。其实这也是他早年加入“新青年”之意，做自己愿意做的“遵命文学”。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此把自己变成某种工具，绝对服从来自“众数”或如旧式衙门里的“上峰”的意旨。在一个集团里面，他不能容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他憎恶对于人的任何形式的奴役。他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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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核心所以引起他的严重的关注，准确地说，主要来自对他本人所构成的实际的压迫。他对集团的全体命运的关怀，这时候，便同个人的压迫感统一到一起来了。当他一旦把握到了这种现实状况，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警觉，对于民族未来的疑虑与怆怀。比起第一代的共产党人，他的个人阅历毕竟多出一个时代。对于封建帝制的专制压迫，他有着切肤之痛，并且由此培养出了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近乎本能的反抗意识。对于政党所由产生的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壤，他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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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对国民性素有研究的人，对左联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他也有着很好的了解。他认为，周扬是一个喜弄权术、心术不正、气量又狭窄得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曾经表白说，周扬同他见面时是一副虚伪的面孔，说同他感情很好，可就是不知道周扬那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的，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至于田汉，他倒认为是一条糊涂虫，浪漫蒂克，敌我不分，所以一旦被捕，即在南京大演其戏，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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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不满的还是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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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玩了点小幽默，对胡风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这里的“元帅”，就是指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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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阀作风是他所憎恶的。周扬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令他特别生气的，就是指责他“懒”，“不写文章”。他说：“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背后有鞭子抽来。”在信中，他还多次谈到过所受的这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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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以“指导家”自居的周扬，不但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而对于敌人，却是心平气和，且有“取悦”的现象。他认为，不少对于他的中伤，包括后来的“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等罪名，都是周扬他们散布的空气，他们同“第三种人”，同上海滩一些以造谣污蔑为业的小报是有联系的。处在一个集团之中，却不能不承受一种“独战”之苦。他这样诉说道：“有时甚至使我多疑的毛病又起来了，想到要提防同营垒中人设置的圈套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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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明快起来的呵！他苦闷，他愤慨，他无法可想。有一次，杨之华到他家里去，提起周扬等人，他生气地说：“像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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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是鲁迅不时提起过的，即关于左联的内部刊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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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离开领导位置以后，便再也收不到《文学生活》了。他所说周扬他们出过一期，将左联从前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感到特别愤慨。他在一连写给曹靖华的三封信里都谈到这件事，指出这样一种可怕的局面：“到处是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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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扬他们又要出《文艺群众》了，主持其事的徐懋庸向他募捐，他便说：“我没有钱。”以后，徐懋庸因为凑不够印费，又向他要过一次，他仍答道：“我没有。”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是大家的刊物，也就应该大家出一点，大家都负点责任，可是有人自己不做事，不想负责任而全然推给别人，怎么行呢？让别人做苦工，你光拿鞭子，这公平吗？但因此，便又说他“悭吝”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当徐懋庸把新出的刊物寄去给他的第三天，随即收到他寄来的二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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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徐懋庸解释说：“开初我不给钱，是有原因的。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了，但常说要出，却竟不见出。我出了钱，刊物又不见，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有钱捐班，才配做左翼作家的。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一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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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等人的作为对鲁迅身心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是“同人”，所以他尽量地加以回避，这种苦境，他只有向个别朋友才谈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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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多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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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总之，对于左联的核心，他已经完全失望，甚至对于左联也如此。萧军有意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不必进去。”总结起来，他觉得几年来，还是在外围的人们中间出了好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就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变得无声无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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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他在信中这样向胡风讲说自己：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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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这时候，他居然寄希望于左联之外的力量了。对于一个在左联最困难的时候宣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的忠诚的老战士来说，这种变化，是相当富有悲剧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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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二九”运动·萧三来信·左联的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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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红军在艰难中行进，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压抑和打击的毛泽东，终于打败了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只是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重返军事舞台的前沿，但是他那脱胎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灵活变化的个人思想，对于众多来自广大乡村的红军将士来说，显然具有越来越大的精神凝聚力。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毛泽东思想的涵盖面开始遍及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且渗透到国统区内，产生意义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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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武装保卫苏联”，成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挽救民族的危亡。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报告虽然提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但是基本精神，仍然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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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北四省沦日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等进行驱赶。在搏斗中，学生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宣布总罢课。16日，市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打乱了政府的计划，以致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得不延期成立。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送水和面包前往慰劳，抗议军警的无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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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发生不是什么偶然性的爆炸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潜伏已久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并且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为不可遏止的抗日救国的洪流。12月下旬，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大中学生组成了救国宣传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可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配合，学生运动要冲破反动政府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而获得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接着，南下宣传团便被强令解散，成员遭到拘押，斗争只能以别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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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继“五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潮，鲁迅是关注的。但是，他有他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在本月1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慨然道：“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两天后，他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违与前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次年1月，他还在信中向曹靖华说及学生问题，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总之，他是以悲悯的态度看待学生运动的。在学潮刚刚过后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里，虽然他也称赞说北平的学生和市民并非庸愚，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而仍然“明黑白，辨是非”，也强调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最后的话，仍然是九年前的主张的重申：“不要再请愿！”在他看来，官民严重对立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政府可以足够地代表国民，那是无须乎请愿的；但是，要是不足以成为国民的代表，请愿下跪，流血呼号，又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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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相信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有可能成为爱国的政府。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做出某种保护人民的姿态，借以影响社会舆论，这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决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在同一天内，他写信给两位朋友，几乎完全重复同样的说话：国事至此，政府将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也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是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在一批军阀政客屠夫的身上，难道可以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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