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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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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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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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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10月8日晚，黄源同吴朗西一起去鲁迅家里，签订《译文丛书》合同，并向鲁迅告别。出来后，他们再到新亚饭店去。在那里，巴金和吴朗西早已约定了几个朋友，设宴为黄源饯行，可是，到了新亚，黄源竟出人意料地说，他不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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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他还没有走出鲁迅的弄堂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想，留下来还是可以做点事的，至少在翻译方面。他总觉得对不起鲁迅，不愿意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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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一定要做完他要做的事情的，即使失败了，他也得采用各种迂回的方式奔向既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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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努力下，《译文》终于复活了。在复刊词里，他否定了关于终刊的“折本”说，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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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翻译的《死魂灵》第2部，就发表在这上面，不再交给《世界文库》，即便那是有众多名人撑持的巨制鸿篇；就连在那里发表的第一部，也声明不给生活书店汇印。至此，实际上等于宣布完完全全跟他们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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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鞭子从背后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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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瞿秋白和冯雪峰先后离开了上海以后，鲁迅与左联之间就失去了一层润滑剂。这中间，胡风也曾作过一段弥合的工作，但很快也就被迫中断了。在左联里，这个曾经在名义上被当成盟主的人，实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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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左联。由于冯雪峰的安排，他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两次担任行政书记。无论作为盟员还是领导者，他除了出席会议，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对于把左联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变为“政党”的做法，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诸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一次也没有去过。应当说，这同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热情也不无关系。他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的作品，与其说直接来源于生活斗争的经验积累，无如说更多地出自理论的演绎与知识的组合，在巨大的理性框架中，虽然不乏客观具体的细节描写，却少有主观介入的血肉相搏的激情。《子夜》也如此。不过，像这样结构恢弘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究竟是罕有的，出版以后，大大巩固了他在左联以及文学界的地位。这时，他辞退了书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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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茅盾的是胡风。这项工作，是周扬要他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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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胡风参加了日共党员小组，接着又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进行普罗文化活动。其间，曾经回上海一次。在上海，他会见了冯雪峰和丁玲，周扬也是这时开始认识的。这次同左翼文化界的接触，他已经觉得，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且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当冯雪峰要他做文总的组织工作，或是做左联的宣传部长，他都没有答应。他感到惶惑。一方面，他担心资历和学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害怕陷入宗派纠纷中间。但是，作为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推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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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以全副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名义上由周扬兼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这时，也都一样原封不动地由他担负起来。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应当把重点放在文运工作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传部下面分设了理论、诗歌和小说研究会，不定期地开会、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和各类创作。另外，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刊登有关左联的工作情况，分给盟员，借以维持一种组织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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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文学生活》，都由胡风亲自送给鲁迅。借此机会，他可以向鲁迅谈些工作上的情况，并且拿取每月二十元的必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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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工作的胡风，很快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的、机密的工作，比如搜集情报，筹措资金，甚至交通联络，都是通过胡风获取鲁迅的帮助的。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仍由鲁迅交与胡风，鲁迅的具体意见也都由胡风一并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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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工作确定以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胡风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孙科出钱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当日文翻译，为他们出版的《时事类编》翻译有关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文章。这份职业，胡风曾向茅盾和周扬谈起过，而他们也都主张他前去的。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获释，突然向左联党团报告说胡风是南京派遣的内奸。空穴来风。然而，党团书记周扬并没有对胡风及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查，反而利用了穆木天的不实之词。一段时间以来，周扬发现，胡风爱闹独立性，经常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在常委会议上，除了胡风，任白戈和何谷天都是一致拥护他的。对于胡风的所谓“内奸”问题，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还有郑振铎、茅盾，也都先后起过传媒作用，产生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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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对胡风本人是实行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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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韩侍桁无形中透露了这种情况。他指责胡风说：“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对他什么人都问到了，就是不问你老兄。”这时，胡风知道已被出卖了，只好马上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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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向周扬辞去左联职务。周扬顺顺当当地让任白戈代替了他。在左联里，他只挂一个名，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为了生活，也为了工作，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鲁迅说：“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可是，对这时候的胡风来说，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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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纳入党组织的范围内，这样，自然使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诸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之类的一般的文学社团。党领导的路线、思想和作风，直接关系着它的存在状态，决定着它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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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后不久，便与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都设有社团，也即党组，直接受党领导文化运动的机构文委的领导。这种组织形式与苏联的“伏阿普”和“拉普”模式差不多，机构重叠臃肿。文总的党团成员本来就是文委的成员，一套班子，却用两套招牌。其实，后来成立的“临委”，也还是这样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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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起，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都上升到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这时，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是文委书记。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由任白戈接替。夏衍、田汉分管电影和戏剧，他们都是文委的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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