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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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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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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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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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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10月8日晚,黄源同吴朗西一起去鲁迅家里,签订《译文丛书》合同,并向鲁迅告别。出来后,他们再到新亚饭店去。在那里,巴金和吴朗西早已约定了几个朋友,设宴为黄源饯行,可是,到了新亚,黄源竟出人意料地说,他不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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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他还没有走出鲁迅的弄堂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想,留下来还是可以做点事的,至少在翻译方面。他总觉得对不起鲁迅,不愿意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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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一定要做完他要做的事情的,即使失败了,他也得采用各种迂回的方式奔向既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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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努力下,《译文》终于复活了。在复刊词里,他否定了关于终刊的“折本”说,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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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翻译的《死魂灵》第2部,就发表在这上面,不再交给《世界文库》,即便那是有众多名人撑持的巨制鸿篇;就连在那里发表的第一部,也声明不给生活书店汇印。至此,实际上等于宣布完完全全跟他们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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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鞭子从背后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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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瞿秋白和冯雪峰先后离开了上海以后,鲁迅与左联之间就失去了一层润滑剂。这中间,胡风也曾作过一段弥合的工作,但很快也就被迫中断了。在左联里,这个曾经在名义上被当成盟主的人,实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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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左联。由于冯雪峰的安排,他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两次担任行政书记。无论作为盟员还是领导者,他除了出席会议,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对于把左联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变为“政党”的做法,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诸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一次也没有去过。应当说,这同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热情也不无关系。他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的作品,与其说直接来源于生活斗争的经验积累,无如说更多地出自理论的演绎与知识的组合,在巨大的理性框架中,虽然不乏客观具体的细节描写,却少有主观介入的血肉相搏的激情。《子夜》也如此。不过,像这样结构恢弘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究竟是罕有的,出版以后,大大巩固了他在左联以及文学界的地位。这时,他辞退了书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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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茅盾的是胡风。这项工作,是周扬要他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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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胡风参加了日共党员小组,接着又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进行普罗文化活动。其间,曾经回上海一次。在上海,他会见了冯雪峰和丁玲,周扬也是这时开始认识的。这次同左翼文化界的接触,他已经觉得,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且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当冯雪峰要他做文总的组织工作,或是做左联的宣传部长,他都没有答应。他感到惶惑。一方面,他担心资历和学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害怕陷入宗派纠纷中间。但是,作为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推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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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以全副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名义上由周扬兼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这时,也都一样原封不动地由他担负起来。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应当把重点放在文运工作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传部下面分设了理论、诗歌和小说研究会,不定期地开会、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和各类创作。另外,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刊登有关左联的工作情况,分给盟员,借以维持一种组织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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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文学生活》,都由胡风亲自送给鲁迅。借此机会,他可以向鲁迅谈些工作上的情况,并且拿取每月二十元的必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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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工作的胡风,很快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的、机密的工作,比如搜集情报,筹措资金,甚至交通联络,都是通过胡风获取鲁迅的帮助的。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仍由鲁迅交与胡风,鲁迅的具体意见也都由胡风一并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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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工作确定以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胡风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孙科出钱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当日文翻译,为他们出版的《时事类编》翻译有关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文章。这份职业,胡风曾向茅盾和周扬谈起过,而他们也都主张他前去的。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获释,突然向左联党团报告说胡风是南京派遣的内奸。空穴来风。然而,党团书记周扬并没有对胡风及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查,反而利用了穆木天的不实之词。一段时间以来,周扬发现,胡风爱闹独立性,经常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在常委会议上,除了胡风,任白戈和何谷天都是一致拥护他的。对于胡风的所谓“内奸”问题,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还有郑振铎、茅盾,也都先后起过传媒作用,产生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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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对胡风本人是实行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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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韩侍桁无形中透露了这种情况。他指责胡风说:“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对他什么人都问到了,就是不问你老兄。”这时,胡风知道已被出卖了,只好马上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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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向周扬辞去左联职务。周扬顺顺当当地让任白戈代替了他。在左联里,他只挂一个名,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为了生活,也为了工作,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鲁迅说:“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可是,对这时候的胡风来说,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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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纳入党组织的范围内,这样,自然使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诸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之类的一般的文学社团。党领导的路线、思想和作风,直接关系着它的存在状态,决定着它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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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后不久,便与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都设有社团,也即党组,直接受党领导文化运动的机构文委的领导。这种组织形式与苏联的“伏阿普”和“拉普”模式差不多,机构重叠臃肿。文总的党团成员本来就是文委的成员,一套班子,却用两套招牌。其实,后来成立的“临委”,也还是这样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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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起,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都上升到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这时,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是文委书记。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由任白戈接替。夏衍、田汉分管电影和戏剧,他们都是文委的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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