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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二九”运动·萧三来信·左联的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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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红军在艰难中行进，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压抑和打击的毛泽东，终于打败了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只是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重返军事舞台的前沿，但是他那脱胎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灵活变化的个人思想，对于众多来自广大乡村的红军将士来说，显然具有越来越大的精神凝聚力。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毛泽东思想的涵盖面开始遍及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且渗透到国统区内，产生意义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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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武装保卫苏联”，成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挽救民族的危亡。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报告虽然提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但是基本精神，仍然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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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北四省沦日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等进行驱赶。在搏斗中，学生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宣布总罢课。16日，市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打乱了政府的计划，以致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得不延期成立。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送水和面包前往慰劳，抗议军警的无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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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发生不是什么偶然性的爆炸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潜伏已久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并且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为不可遏止的抗日救国的洪流。12月下旬，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大中学生组成了救国宣传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可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配合，学生运动要冲破反动政府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而获得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接着，南下宣传团便被强令解散，成员遭到拘押，斗争只能以别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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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继“五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潮，鲁迅是关注的。但是，他有他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在本月1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慨然道：“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两天后，他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违与前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次年1月，他还在信中向曹靖华说及学生问题，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总之，他是以悲悯的态度看待学生运动的。在学潮刚刚过后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里，虽然他也称赞说北平的学生和市民并非庸愚，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而仍然“明黑白，辨是非”，也强调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最后的话，仍然是九年前的主张的重申：“不要再请愿！”在他看来，官民严重对立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政府可以足够地代表国民，那是无须乎请愿的；但是，要是不足以成为国民的代表，请愿下跪，流血呼号，又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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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相信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有可能成为爱国的政府。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做出某种保护人民的姿态，借以影响社会舆论，这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决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在同一天内，他写信给两位朋友，几乎完全重复同样的说话：国事至此，政府将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也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是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在一批军阀政客屠夫的身上，难道可以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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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着重讨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必要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一致的。但是，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管制下的有限的几个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这时，左联党组本来就处于与党中央隔绝的悬空状态，何况“周扬之流”又从中把他间隔开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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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局面前，他时时感到愤慨、苦闷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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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他曾书写了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遗春温上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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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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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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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听荒鸡偏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其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就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一首，只是，他写的已不只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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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他以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书赠日本朋友：“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苦调”可堪怨慕而曲终人杳，“古调”虽然自爱却为世所弃，都是一种无人理解的寂寞。3月间，他为徐写：“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金家”，实系他所说的“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这里说的“无俗声”，分明是阿Q式的自矜。又为今村铁研写：“顽绝绝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娑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婆娑儿”既有人面狗心的文氓，也有善于变化的“同人”，“笑煞”此辈，当是何等自傲！但无论如何，这种近乎自恋情结的东西，是含有很深的孤独感在里面的。仍在同一天为增田涉所写的条幅，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就不是偶然的了。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都如虹霓在眼，瞬息而逝，幽默里包含着无力收拾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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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因为梦境的放逐来到上海，经过几番意气风发的论战，现在仿佛又回复到了当年的孤独彷徨的状态。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政治意识更强烈了，更深邃成熟了，他的寂寞感和悲凉感，无时不与复仇的意志胶结在一起。他的悲哀是独战的悲哀。他不再如过去那样，自觉孤独时就纵酒自戕，而是时时想到玩，歇，虽然实际不能。他要尽量地保存自己，以继续进行他的战斗。一场意义特殊的战斗，在他的意识中，其实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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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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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两次指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另一位中共代表康生也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为由，从中做说服工作。这样，萧三终于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由鲁迅转给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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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写道：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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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自成立至今五年余以来，尤其是从满洲被占及上海战争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而能积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作了不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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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见去年左联向I.U.R.W的报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新月”固然仍然是“新月”，“沉钟社”和周作人等仍退避现实，林语堂只是“幽默”而继其“一笑了之”的态度，“第三种人”多数以中立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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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班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漫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这和苏联过去“拉普”之“非同盟者即仇敌”口号很相符合。这样一来便也使我们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于是我们不能打破一切政治上的困难，取得较公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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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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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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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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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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