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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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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黎举行的世界作家保障文化大会后，我想同志们已经很看得出这一趋势，I.U.R.W的命运，所以也会是很短的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策略，我们不是死板的书生。过去所做的有其过去的价值，现在如仍照过去的作下去，则是有妨碍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即以苏联取消“拉普”而改组苏维埃作家统一同盟一例亦可知是何用意了。何况在今年巴黎保障文化大会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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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我这封信的中心问题，很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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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创作方面。……我们追溯一下左联成立至今五年多以来的创作，或则专写工人斗争，或则专写农民暴动；而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应该以左翼作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革命动力，不了解工农联合革命来作解释，再，即检讨一下反帝的文学时，有大意义的保护上海战争，左翼作品很少很少描写过，写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此外描写工农民主政权的作品有一些，但写英勇的红军的也差不多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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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策略方面。……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桧，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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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再重复一句：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说到这里，同志们大概都已很明白了，用不着多赘了，我便就此收笔。鲁迅很清楚，萧三的信不只代表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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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的许多观点，在他看来是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怎么可能把“新月派”和“第三种人”也拉到同一条战线里来呢？提倡普罗文学能算是关门吗？以前的几场论争，是不是都成了军阀混战？“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是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呢，还是权威者及其叭儿对普罗文学的态度呢？林语堂、老舍式的幽默算什么？文学界的郑、陈可以作政治社会组织的宋、蔡……等着看吧。关于创作，为什么写农村就一定要写工人阶级领导？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写出工农化的作品？“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八月的乡村》呢？算什么呢？复活岳飞、文天祥，大家做臣子，“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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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什么战线？“统一”到哪里去？国家，民族，不要忘记这样的字眼从来有利于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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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他家里看了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看一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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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散左联，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其实要说也说不清。左联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作为一种譬喻，也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但是，这种恶劣倾向的出现，并非因为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组领导，有周扬他们的那里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了左联，就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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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左联早已布不成阵了，名虽存而实亡。那么，现在当有人提出要在名义上也将它取消掉，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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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们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的。可是，等到柔石他们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是血的连结，真真正正的“血缘”关系。现在，要他把这笔血债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组织，他能够做到吗？不久前，瞿秋白也是被处死了的，单是处死一个瞿秋白，就足以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现在就要同杀人者携手联合吗？因为要联合，就要非把为杀人者长期以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组织拆掉吗？而且得由自己人亲手拆掉！左联毕竟是战斗过来的。在左联内部，即使受中伤，受鞭扑，受压迫，他宁肯暗暗包扎伤口，也不愿意把内情公开。这种隐忍，不正是不愿看到仇者的快意的笑脸吗？现在，宣布解散它，简直等于向敌人宣告自己的失败！来信说，作文学运动的要追随符合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什么叫政治？奴隶同奴隶主讲“统一”是哪一家政治呢？他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他的所谓不懂，只是不懂从事政治的手段或策略罢了，即使懂得也不会应用，懂得应用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和文艺家的歧途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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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由外部或上面指示解散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组织的成立与解散，都是组织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意向。因此，在把信转给党组之后，他期待大家有一次平等的讨论或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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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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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上旬，“文委”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文委”成员为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其中，章汉夫和吴敏都是周扬介绍夏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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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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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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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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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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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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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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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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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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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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