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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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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黎举行的世界作家保障文化大会后,我想同志们已经很看得出这一趋势,I.U.R.W的命运,所以也会是很短的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策略,我们不是死板的书生。过去所做的有其过去的价值,现在如仍照过去的作下去,则是有妨碍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即以苏联取消“拉普”而改组苏维埃作家统一同盟一例亦可知是何用意了。何况在今年巴黎保障文化大会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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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我这封信的中心问题,很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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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创作方面。……我们追溯一下左联成立至今五年多以来的创作,或则专写工人斗争,或则专写农民暴动;而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应该以左翼作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革命动力,不了解工农联合革命来作解释,再,即检讨一下反帝的文学时,有大意义的保护上海战争,左翼作品很少很少描写过,写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此外描写工农民主政权的作品有一些,但写英勇的红军的也差不多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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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策略方面。……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桧,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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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再重复一句: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说到这里,同志们大概都已很明白了,用不着多赘了,我便就此收笔。鲁迅很清楚,萧三的信不只代表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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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的许多观点,在他看来是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怎么可能把“新月派”和“第三种人”也拉到同一条战线里来呢?提倡普罗文学能算是关门吗?以前的几场论争,是不是都成了军阀混战?“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是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呢,还是权威者及其叭儿对普罗文学的态度呢?林语堂、老舍式的幽默算什么?文学界的郑、陈可以作政治社会组织的宋、蔡……等着看吧。关于创作,为什么写农村就一定要写工人阶级领导?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写出工农化的作品?“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八月的乡村》呢?算什么呢?复活岳飞、文天祥,大家做臣子,“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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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什么战线?“统一”到哪里去?国家,民族,不要忘记这样的字眼从来有利于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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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他家里看了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看一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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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散左联,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其实要说也说不清。左联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作为一种譬喻,也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但是,这种恶劣倾向的出现,并非因为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组领导,有周扬他们的那里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了左联,就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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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左联早已布不成阵了,名虽存而实亡。那么,现在当有人提出要在名义上也将它取消掉,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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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们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的。可是,等到柔石他们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是血的连结,真真正正的“血缘”关系。现在,要他把这笔血债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组织,他能够做到吗?不久前,瞿秋白也是被处死了的,单是处死一个瞿秋白,就足以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现在就要同杀人者携手联合吗?因为要联合,就要非把为杀人者长期以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组织拆掉吗?而且得由自己人亲手拆掉!左联毕竟是战斗过来的。在左联内部,即使受中伤,受鞭扑,受压迫,他宁肯暗暗包扎伤口,也不愿意把内情公开。这种隐忍,不正是不愿看到仇者的快意的笑脸吗?现在,宣布解散它,简直等于向敌人宣告自己的失败!来信说,作文学运动的要追随符合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什么叫政治?奴隶同奴隶主讲“统一”是哪一家政治呢?他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他的所谓不懂,只是不懂从事政治的手段或策略罢了,即使懂得也不会应用,懂得应用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和文艺家的歧途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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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由外部或上面指示解散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组织的成立与解散,都是组织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意向。因此,在把信转给党组之后,他期待大家有一次平等的讨论或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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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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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上旬,“文委”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文委”成员为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其中,章汉夫和吴敏都是周扬介绍夏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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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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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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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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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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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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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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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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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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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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