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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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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这回出席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在徐懋庸讲话之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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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会后，胡乔木还特地找徐懋庸谈了话，要他继续去打通鲁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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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说的一套道理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社会上就会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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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把这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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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事情，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这一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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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要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又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于救国会的存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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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这一切。鲁迅听了，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觉得很窘，赶紧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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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从中国文坛上悄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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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有这样一段记录，“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时，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是：“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半月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他觉得鲁迅意气用事，不顾事实，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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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收了鲁迅的回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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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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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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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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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鲁迅不会不知道徐懋庸的角色的分量，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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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群又如何呢！这个几十年前便曾神往于尼采歌颂过撒旦且为“人国”呼吁的人，是不能为“众数”所改变的。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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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中国文艺家协会·两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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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新的统一组织的成立也就必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实，作为实践中前后出现的这样两个问题，在周扬方面最先是同时加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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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贯穿此间的，是“国防文学”口号在文艺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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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且在文中提出“国防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过后，周立波进一步撰文确定“国防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装”。他说：“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任何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汉奸和外敌’！”与此同时，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还列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的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统战口号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他征得文委内部的章汉夫、胡乔木、夏衍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这个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一时间，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于是，迅速形成了一股“国防文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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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间，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积极筹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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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同各方面联系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人，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到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的时候，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方，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大体均等的距离。现在，平衡打破了，“国防文学”派，也即大家所称的“周扬派”，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压倒的优势。他必须趋同，即使不想重新获得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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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茅盾，鲁迅是了解的。他最不满意茅盾的地方，是在《译文》事件中的暧昧态度，以及传播有关胡风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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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出版后，左联内部有过很热烈的讨论，周扬还曾写过一篇讨论总结。大家认为，《子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我国长篇小说的最大成就。而它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形象地回答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所接触的问题。鲁迅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虽然他也认为《子夜》的创作为叭儿文人所不及，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并不认为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他不喜欢太客观的东西，茅盾求他为《子夜》的英译本作一篇序，他不愿意写，便把这件“很麻烦的事情”转托了胡风。让茅盾求助于一个有“内奸”嫌疑的他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件很带戏剧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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