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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曾经写道:“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理水》中的大禹,就是这类“脊梁”人物的代表。小说写他处在三层包围之中,最近的一层是“大员”,也即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下去考察灾情,也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吃喝玩乐,不识民间疾苦为何物;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听汇报,看“条陈”而已。外面一层是文化人,他们聚集在文化山上,食粮也都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有余裕研究学问。当洪水浸野,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清谈终日,满嘴谀词,粉饰太平,是一群现世制度的辩护士。最基层的是所谓“百姓的代表”,他们的职责一是传达“大人的吩咐”,二是把“体面”化了的民情呈报“上头”。这三层包围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包围”,目标全在于使被包围者脱离大众,昏于世事,结果“龙驭上宾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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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结果,作品并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与其说,大禹一样的“脊梁”人物被“消灭于黑暗中”,毋宁说是被黑暗所“消融”。有意思的是,黑暗是以充满光明的太平景象加以透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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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笔下,大禹是一个面貌黑瘦粗手粗脚的大汉,连袜子也不穿,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他出门没有仪仗,连随员也是乞丐似的;议事毫不虚骄,没有繁文缛节。首先,他是一个实践家,为了查明山泽的情形,征求百姓的意见,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以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有主见,不但不惮于关于他的各种流言,也不顾大员们尤其是老官僚的实际阻挠;坚持以富于创造性的“导”法代替“老大人的成法”——湮。在整个混浊的环境中,大禹的确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光辉的人物。然而,悲剧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传统的保守势力,毕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他的改革方案又得不到百姓的了解,在大众传媒中,他始终是一只黄熊,跟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后的演变是必然的。当舜爷确定他为接班人,托他管理国家大事之后,皋陶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个别领导人改变了,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全体却丝毫没有改变,制度和法律,仍旧是专制的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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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结尾写道:……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制度法令没有本质的改变,人民的文化心态依然如故,习惯和适应着这一切。古老的僵死的政治内容,于是从新领导新法令中得到合理的延续。大禹的蜕变是渐进式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这开始却不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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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饶有意味的结尾令人想起年头写的另一个短篇《非攻》里的墨子,也是一个禹似的人物,连外表也都一样像乞丐。那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贱人的东西”是他所具备的。他活在一个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在得知楚王打算攻打贫弱的宋国时,他一面布置学生在宋国备战,一面长途跋涉到楚国,凭自己的口舌——“义的拒”,先后降服了公输般和楚王,解除了宋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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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生行义,只求有利于人。他的只身使楚,就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接受了哪一位王者的派遣,而是出于“兼爱”,——内心的使命。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义士,一心为了宋国反而为宋国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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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了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此种无路可走的晦气,实在不能比大禹结局的辉煌。然而,两个具有喜剧色彩的结尾,都一样带着深隐的悲剧意味。墨子和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坚苦卓绝的象征性形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检讨传统文化,一方面考虑现实政治。远在塑造阿Q的时候,他就思考了“阿Q党”在几十年后的存在问题。近几年的政治经验,同一营垒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环绕左联党团为中心而活动着的一些党员人物,不能不唤起他的新的警觉和某种不信任感。通过《非攻》和《理水》,他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前途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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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文人集团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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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兄弟并非《采薇》所要着意表现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们只是一个坐标,一面反光镜。由他们所反射出来的对面的人物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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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因为逊让王位,先后一起逃走。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不料文王死后,周王竟然扔下老子不葬,“以臣弑君”,出兵讨伐起纣王来了。他们认为国王不仁不孝,于是冒死进谏,遭到拒绝后,决计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打发残年。又不料,遭到华山大王小穷奇的搜劫,而且勒令滚蛋,他们不得已坚守首阳山,不食周粟,采吃薇菜度日。倒霉透顶的是,不用多久就又来了一批看客,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在这样的质问底下,他们不胜羞惭,只好绝食饿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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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古典式人物,是坚守主义者。为了一个信仰,他们可以交付生命的代价,姑不论信仰的内容如何。比较起来,小丙君简直不名一文。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而这个变节小人,居然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指责起他们在吃“我们圣上”的薇,气势汹汹地批判他们,说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既不是孝子更不像良民。鲁迅不只一次慨叹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信仰,多的是见风转舵的党徒。这里的小丙君,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没有信仰正是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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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是小丙君府上的婢女,奴才的奴才。她的聪明,全在于通晓主子的心思,留声机一般重复主子的语言。奴性的发展,甚至使她比主子更势利、更刻薄,当伯夷、叔齐死去,她散布关于“故意饿死”的谣言,说是上山奚落了他们几句,傻瓜就撒赖绝食。老天爷看见他们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居然动手杀鹿来吃。老天爷讨厌他们贪嘴,便叫母鹿从此不要去。因此,他们的饿死全在于自己的贪心。这样,她就又很轻松地把可能的责任推卸干净了。她是一个十足的谣言家。以谣言杀人是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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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小穷奇。他以打劫为业,却有一套十分动听的君子言辞,露骨的虚伪令人作呕。要钱,就说“请你老赏一点马路钱”;要物,就说“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要搜查,就说“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当他确定他们是两个穷光蛋时,便做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拍着伯夷的肩膀说:“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比起伯夷、叔齐的迂直,相去实在太远。鲁迅在介入文坛论争之后,多次描画过这类人物,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还有1928年关于“流氓”的杂文系列。大半年以后,他愤而写《半夏小集》,开头一小节就是类似的暴露:他们以最时髦最漂亮的名义,掩盖剥夺别人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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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形象的创造,是《采薇》一篇中的重要内容。鲁迅早期的“反庸众”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继续发展的线索。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群众必然要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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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王出兵时,大路两旁就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威风凛凛的王爷面前,个个肃然起敬。伯夷、叔齐的进谏,使人们万分惊恐;而听得姜太公称之为“义士”,便又赶紧让开道,恭而敬之地放他们走了。民众没有定见,因为无须思索,重大的事情惟听帝王和圣贤的训示。战争发生后,无论哪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地听讲来自战地的故事,津津乐道于纣王的宝贝,头,姨太太,以及姨太太是否漂亮,妲己是否为狐狸精所变,娘儿们的脚如何等等。还有特地上首阳山看伯夷、叔齐的人。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薇,围着看怎样吃薇,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略不小心,皱一皱眉,都会有人说是“发脾气”。也有几个小姐太太之类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大当云,于是,参观者日渐减少。但当伯夷、叔齐死于石洞的消息一传开,就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一直闹到深夜。人们听到阿金姐说兄弟俩死于贪嘴的故事,临末都会觉得肩膀的轻松,甚至恍恍惚惚地想像着他们拼命的大口吃鹿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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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自私、愚昧、凉薄的一群。他们简直无始无终地存在,从《呐喊》、《坟》和《热风》的时代一直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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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环绕鲁迅而实际活动着的,是以构成可怕的生存环境。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力十分顽强的人,他必须持续着他的对抗,而至于陷入情绪的纠缠,无论悲哀,无论愤怒。《出关》中对老子的刻画,便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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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发表后,就有不少的批评,或者以为攻击某一个人,或者以为是作者的自况。左联的人邱韵铎指作者本人就是老子,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子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为此,鲁迅特地写了《出关的“关”》,否定以上两种意见,并且指出邱韵铎是用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一篇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邱韵铎把仅有的“孤独和悲哀”这样一份无为的精神遗产硬派给作者,当是一种有意的错误,如作者所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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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子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却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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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子与作者有某种相似之处,是因为:一、小说里说孔子和老子“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孔子是上朝廷的,老子却走的是流沙。流沙是与朝廷对立的。鲁迅自己就曾有置身于沙漠之中的比喻,他并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有些喜欢这“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二、老子非常明敏,他看透了别人背地里算计或掇弄他的鬼把戏。对于知己知彼这点,鲁迅每论起来,是颇有点自得的。三、老子被称为“老头子”,而且小说里面还笔涉“牙齿”,他是被说成爱“发牢骚,闹脾气”的人,这些都是读者所熟悉的称呼和说法。在小说中,老子一直被利用,这是无法避免的。而在鲁迅的书信中,也都不时有着被利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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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并不承认老子是一种自况,最重要的是:孔老相争,孔子以柔进取,老子却以柔退走;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因此,他不惜将老子加以漫画化,然后送出关去。结末的关尹喜讥讽老子道:“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这段话,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老子思想批判,至于出关的结局,自然也如关尹喜说的:“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逃避现实的人最终必将为现实所报复。就整个的精神实质而言,鲁迅是道家思想最坚决的反对者,因此把老子说成是他的自况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就对现实的态度而言,应当说,他更倾向于孔子式的积极进取,只是相反的与“朝廷”对抗而已。而老子式的“‘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满口空谈,不做实事,与他印象中的左联的一些领导者倒是十分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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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喜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客式人物。在全篇里,除了一声吆喝以外,并不显得凶险,但比起周围一类的角色,却是城府甚深的。当远走流沙的老子来到关上,他听到报告,见面就即刻滚鞍下马,说是“机会难得”,躬请“老聃馆长”到关上讲学。然而,还不待回答,四个巡警就把老子扛上牛背带走了。为了郑重,讲学的时候,关尹喜让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房全来听取“教训”。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安排,作为导演的关尹喜不是不知道。要老子写讲义的事情他不在场,实际上,仍然是出于他的意旨。所以,当老子交稿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多住一些时,看见留不住,才又换了一副悲哀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轻,饽饽就只有十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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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得体,无可挑剔。直到老子走后,他才解下了虚假的面具。这里,他的所有议论、作为,都几乎无一不暴露着内心的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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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喜让老子折腾了那么长时间,让公家花费了不少的饽饽,按理应当非常珍重《道德经》讲义稿,其实不然。小说的最后一段,就是写他把两串木札“放在堆着充分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问题是:既然关尹喜如此作贱哲学手稿,那么又何必装得那么认真的留老子写它呢?在这里,“充公”的字眼是很可注意的。关尹喜打发老子的时候,所选的饽饽恰恰也是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的。表面上,关尹喜不徇私情,不谋私产,一切为“公”;而骨子里头,却掩藏了更大的私欲,即盗名欺世。为做官而做官,这是有别于《理水》中的大员的又一类官僚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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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鲁迅在借关尹喜讽刺傅东华。的确,译文事件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憎厌一些人的精于算计,善于盘剥。此外,文坛中的作家阀倾向也是他所反对的。然而,即使关尹喜的形象构成借用了与傅东华有关的细节,也并不等于傅东华。鲁迅是向来不用单独的模特儿的。倘要从某一具象中寻出原型来,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不易做到的;尤其是这类的新编故事,一个人物,往往身首异处。在《出关》中,关尹喜是把握着一定权力的人,如果把作为关官的关尹喜同老子的部分表现结合起来,或许倒可以看做在实际生活中间,致使鲁迅不得不横站相向的“工头”、“总管”式人物的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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