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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里的庄子，其唱高调与老子相近，无赖之处颇类小穷奇，而善于做戏，又很像孔子和关尹喜。杂取了种种人而合成的这一个，从整体上，则更具“第三种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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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这种相对主义的理论，是必然导致“做人要圆滑”的处世哲学的。司命知道他能说不能行，于是使一个在庄子看来不知是活是死的骷髅还原成一个汉子，赤条条的向他索取衣服。开始时，他指责汉子“胡涂得要死”——“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待到被汉子缠住不放，他就威胁说要把汉子扭去见保甲了。最后，当汉子揪住他，并且扬言要揍死他时，他便图穷而匕首见，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吹起来，巡士应声跑来以后，他任由汉子与之互相纠缠，自己竟逃之夭夭了。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趋附权门，实际的寻求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的小人，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滑头主义、机会主义，无非借貌似客观、辩证的理论掩盖自己的实质性倾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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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指出：“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可以认为，庄子形象的创造，是包含了鲁迅对“第三种人”，以及在左翼文艺队伍内部，鼓吹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一类人物的憎恶和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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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小说，形象地凝聚了他在这一时期里的紧张思考，和深受压抑的战斗激情，它们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足见其中人物，在他的胸中已经存活许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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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他把它们，连同数年前写作的同类故事编在一起，交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故事新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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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处境越来越艰困。这时，连可供发表作品的地方也变得非常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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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自由谈》、《太白》、《涛声》等都已经停刊，有些刊物，如《现代》、《文学》则是他主动退避的，个别的像《作家》虽然保持着正常的联系，但也渐渐不满于它的平和，过多的从营业上着想，以致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而排斥一同进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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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的围剿且不必说，他的过分的坚持与执著，就要把他逼到一个孤独者的位置。他要求太高了。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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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杂志，他还是很想由自己来办，就像当年办《莽原》一样。这时，恰好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说要办刊物，他担心这样会分散火力，便建议他们同胡风合在一起来办。大家同意了。于是，聂绀弩找曹聚仁出面负担编辑和出版的法律责任，虚拟了“史青文”的假名字做编辑人，“海燕文艺社”发行，总代售则是“群众图书公司”。解决有关“钻网”的必要的技术性问题之后，由胡风把稿子集合，刊物很快就出来了——《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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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是胡风提出来的，鲁迅所写，借用的是高尔基的同名散文诗的寓意。可以说，这是鲁迅继《萌芽》、《前哨》之后在左联内部，同青年奴隶们一起战斗行动的又一新计划，但也是最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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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他送去小说《出关》和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还有两则小杂感，以及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第2期，他又为刊物续写了《“题未定”草》的两章，为日本读者写的文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还有一篇因被审查机关禁登而搁了一年多的随谈《阿金》。此外，还有两篇小杂感。他是尽了全力支持这个刊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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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定”草》最后四章，提供了知人论世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与他看重时代与人民的整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各式的说梦者，痛斥了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无聊，无耻与下流的“文学”，鬼蜮，变节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评述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因专制时代的重压而被扭曲了的残酷的事实，与此同时，严正指出中国“一般的人们”是没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百分之百的忍从的，“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他说：“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他从来反对调和和统一；在这里，也多少可以窥见他在日益变得响亮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面前拒绝参与的实质性的东西。《阿金》借说俗事而论国事，全篇充满机警的隐喻。的确，所写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然而她所具有的足够闹出大乱子的威力全在于主子是外国人。身为奴才而以主子自居，阿金可谓画出了某些中国官方人物的嘴脸，同时隐含了将为“自己的主人所回复”的悲剧命运。难怪它要遭到扣压，鲁迅自己就怀疑，审查官是认定他讽刺宋美龄的。另外的四篇小杂感，或抨击专制主义，或反对奴才思想，大都是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专制中国这一大环境相关的。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喜欢谈论主人与奴才变节者一类名目，应当是很引人注目的。可是，人们却偏偏忽略了这些文字符号后面的伴随着灵魂震颤的伟大而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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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第2期出版后，政府有关方面就马上找曹聚仁算账了。这时，曹聚仁不得不把他知道的关于刊物的情况说了，并且声明不做它的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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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曹聚仁写信给鲁迅作了解释。鲁迅答复说：“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他是始终把仇恨投向统治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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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如何，《海燕》再也无法呼啸着飞翔了。它永远消失了。四围所看到了，依然是一片翻滚的乌云，喑哑的大海，灰的低矮到快要贴近波涛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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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六、 反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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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横站着作战，瞻前顾后，格外艰难，终至于在心力交瘁中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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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声的中国，犹在倾听他的日夜呼啸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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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冯雪峰返沪·“两个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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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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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行担负着共产党中央给的四个任务：一、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为中央下一步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做好准备。四、附带管一下文艺界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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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几次嘱咐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待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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