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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的士兵/反抗死亡人间鲁迅（下）晚饭后，继续着同一主题的谈话。鲁迅在藤躺椅上从容地抽着烟，脸上泛着酡红，不知是因为烧酒或是话题本身的刺激，样子颇有点亢奋。但当冯雪峰停止了说话，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反应的时候，他却又用嘲讽的口吻说话了：“看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由于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处境，不明白他的感慨到底从何而来，一时没有话说；而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自说自的话。他说话时很平静，简直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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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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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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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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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骚话说得多了，便不能不引起冯雪峰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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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鲁迅又好像不以这样的牢骚为然，偶尔也会说些笑话，缓和一下空气。最后，他还说了他很想到什么富翁家里去做门房的话来，认为那是最省力和最不会惹是生非的职业，说得自己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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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冯雪峰接着说，“那也不见得安静，人家哪里会打听不到呢？鲁迅做门房——又是小报最好的题目！那时候，将会天天有人访问你，人数加起来，肯定比到动物园里看动物的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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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两个人就忘记了一切似的高声哄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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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笑过后，鲁迅忽然记起了什么，起来走到桌子跟前，检出两年间他所印的画集和插图的书，送给冯雪峰；接着说起他正在编校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事情，这时，冯雪峰也就把瞿秋白在瑞金时的情形，以及被捕和就义时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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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鲁迅比往日起来得早，9点过后，就衔着纸烟上三楼看冯雪峰来了。这时，他谈得最多，大约在他的观察中，冯雪峰同周扬他们毕竟不是同一气类的人，是可以信赖可以说话的吧。他毫无保留地倾泄着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在列举他们的种种表现以后，就不只一次地说着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群‘战友’！一群‘指挥家’！……”说的时候，有时皱着眉头，有时又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并且加以哄笑。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又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待着看吧。”他还告诉冯雪峰：“我曾经几次被指为‘汉奸’，去年小报上又说我将要‘投降南京’。现在，他们又说我‘破坏国家大计’，‘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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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书店、《译文》，以及茅盾日渐疏远他的情况，他也都说了。他并不想到要冯雪峰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起这些，仅仅出于一吐积悃的愿望而已。孤独是一种哲学。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拯救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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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不愧为党的忠实的卫士。对于鲁迅，他一方面力图以党的政策立场影响他、改造他，使他符合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要求，符合某种规范；另方面又把鲁迅当作战斗的工具，武器，一种伟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以实现党的战略意图。在他返沪以后，鲁迅实际上成了统战的对象，同时又是统战的力量。当然，鲁迅始终没有忘记坚持自己，例如加入文艺家协会一事，就拒绝了冯雪峰的劝告。鉴于斗争情势的逼迫，他也不是没有过任何克制，迁就，或妥协的地方。如对茅盾、对郭沫若、对周扬，甚至关于“托派”一类时行的提法。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弃一贯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人格，还是大众的利益，都不许蒙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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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一个星期之内，他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史沫特莱等人。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无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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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见到的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冒中央名义”、“钦差大臣”、“勾结胡风”、“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来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与“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周扬拒绝会见是对冯雪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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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纷争的文坛，应当如何动作呢？冯雪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体验，心里颇感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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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情感上说，冯雪峰是偏于胡风而远离周扬的；从党性原则上说，周扬的确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有号召力的，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挥舞，容易投合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统一战线”的名义底下，可以网罗许许多多人物，包括左翼文坛的反对者。作为一种现象来看，又有谁说得清楚权力欲和革命性的区别呢？周扬长期担任左联的领导人，左联解散以后，他不但没有失去如鲁迅所说的“元帅”、工头、“总管”的位置，反而扩大了影响，而几乎覆盖了整个的上海文坛。局面已经形成。在与周扬为代表的错误倾向做斗争的同时，是必须注意维护党内的团结的。不要一下子就搞乱了。平衡斗争与团结是一门吃力的艺术。说到底，周扬还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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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到行动，冯雪峰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士。他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以同周扬斗争的全部情况来说，他既是新口号的制订者、论战的参与者，又是中间的调停人。而这，也正是他与鲁迅所表现的很不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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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是在内山书店得知冯雪峰返沪的消息以后，主动到鲁迅家里看望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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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冯雪峰的同意，鲁迅让许广平把胡风引到楼上。这时，他们正在静静地谈话，招待胡风坐下后，又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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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央特科的吴奚如要胡风替军委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然后把一个小纸卷给了胡风，算是收条。胡风把这收条交给鲁迅，鲁迅连看也不看，就把它放进烟灰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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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用谈闲天的口气谈长征情况，谈党内斗争，和毛泽东从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策略和顽强的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战精神，后继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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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他是十分佩服而且友善的，并且力图以此感染和影响鲁迅。所以，才有了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在他代鲁迅草拟的公开信，以至后来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写上毛泽东的名字一类事情。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者到走过二万五千里路的革命实际工作者，他不能不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对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切生成物，包括思想意识的透彻理解，他究竟缺乏一种更为宏放的超越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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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胡风如约去看冯雪峰。话间，提到“国防文学”口号，冯雪峰觉得不大好，还说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让胡风提一个口号试试看。胡风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冯雪峰说，不如用党中央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文学”则改作“大众文学”。胡风说，“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冯雪峰认为，以前有“大众语”、“文艺的大众化”的说法，有一定基础，加上在正确的意义上使用，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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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天，冯雪峰告诉胡风，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先生也同意了，要胡风写文章正式提出来，当晚，胡风翻阅了手头的有关材料，便以饱满的激情，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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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它着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文中强调作为反帝运动的最高形态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及以民族革命战争为统一主题的文学同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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