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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书店、《译文》，以及茅盾日渐疏远他的情况，他也都说了。他并不想到要冯雪峰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起这些，仅仅出于一吐积悃的愿望而已。孤独是一种哲学。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拯救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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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不愧为党的忠实的卫士。对于鲁迅，他一方面力图以党的政策立场影响他、改造他，使他符合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要求，符合某种规范；另方面又把鲁迅当作战斗的工具，武器，一种伟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以实现党的战略意图。在他返沪以后，鲁迅实际上成了统战的对象，同时又是统战的力量。当然，鲁迅始终没有忘记坚持自己，例如加入文艺家协会一事，就拒绝了冯雪峰的劝告。鉴于斗争情势的逼迫，他也不是没有过任何克制，迁就，或妥协的地方。如对茅盾、对郭沫若、对周扬，甚至关于“托派”一类时行的提法。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弃一贯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人格，还是大众的利益，都不许蒙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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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一个星期之内，他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史沫特莱等人。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无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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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见到的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冒中央名义”、“钦差大臣”、“勾结胡风”、“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来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与“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周扬拒绝会见是对冯雪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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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纷争的文坛，应当如何动作呢？冯雪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体验，心里颇感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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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情感上说，冯雪峰是偏于胡风而远离周扬的；从党性原则上说，周扬的确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有号召力的，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挥舞，容易投合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统一战线”的名义底下，可以网罗许许多多人物，包括左翼文坛的反对者。作为一种现象来看，又有谁说得清楚权力欲和革命性的区别呢？周扬长期担任左联的领导人，左联解散以后，他不但没有失去如鲁迅所说的“元帅”、工头、“总管”的位置，反而扩大了影响，而几乎覆盖了整个的上海文坛。局面已经形成。在与周扬为代表的错误倾向做斗争的同时，是必须注意维护党内的团结的。不要一下子就搞乱了。平衡斗争与团结是一门吃力的艺术。说到底，周扬还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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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到行动，冯雪峰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士。他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以同周扬斗争的全部情况来说，他既是新口号的制订者、论战的参与者，又是中间的调停人。而这，也正是他与鲁迅所表现的很不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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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是在内山书店得知冯雪峰返沪的消息以后，主动到鲁迅家里看望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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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冯雪峰的同意，鲁迅让许广平把胡风引到楼上。这时，他们正在静静地谈话，招待胡风坐下后，又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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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央特科的吴奚如要胡风替军委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然后把一个小纸卷给了胡风，算是收条。胡风把这收条交给鲁迅，鲁迅连看也不看，就把它放进烟灰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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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用谈闲天的口气谈长征情况，谈党内斗争，和毛泽东从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策略和顽强的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战精神，后继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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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他是十分佩服而且友善的，并且力图以此感染和影响鲁迅。所以，才有了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在他代鲁迅草拟的公开信，以至后来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写上毛泽东的名字一类事情。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者到走过二万五千里路的革命实际工作者，他不能不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对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切生成物，包括思想意识的透彻理解，他究竟缺乏一种更为宏放的超越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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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胡风如约去看冯雪峰。话间，提到“国防文学”口号，冯雪峰觉得不大好，还说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让胡风提一个口号试试看。胡风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冯雪峰说，不如用党中央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文学”则改作“大众文学”。胡风说，“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冯雪峰认为，以前有“大众语”、“文艺的大众化”的说法，有一定基础，加上在正确的意义上使用，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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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天，冯雪峰告诉胡风，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先生也同意了，要胡风写文章正式提出来，当晚，胡风翻阅了手头的有关材料，便以饱满的激情，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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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它着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文中强调作为反帝运动的最高形态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及以民族革命战争为统一主题的文学同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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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把文章送给冯雪峰，冯雪峰不作任何改动就交还了他，并说鲁迅也看过了，认为可以，要他找个地方登出。结果，他交给聂绀弩，转给《文学丛报》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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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光明》予以反击。他责问在提新口号的同时，为什么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说：“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文章仍然是这样一种逻辑：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乃是国防战争，需要国防政府，所以文化工作也需发挥国防作用，文学之应为“国防文学”，其理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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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以后，周扬同在《光明》发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对胡风作了同样的指责，说“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可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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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感到有责任再作一些解释，正当他试图撰文反驳时，被冯雪峰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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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说，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整处理，胡风服从了。冯雪峰担心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其实，应当说，他是力避同周扬们发生正面冲突的。前些天，他曾通知胡风说已特准入党，并在组织上和他单线联系，但是后来又说党内难搞，让胡风留在党外。显然，他有他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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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徐行有文章批评“国防文学”口号。虽然文章强调斗争而否定联合，存在着如其他一些“彻底”论者的不切实际的缺陷，但是其对大有产者的揭露，和对穷苦大众的反帝力量的披示，无疑地给了“国防文学”口号以有力的针砭和补正。此刻，“国防文学”派的所有枪头，都从徐行那里掉转来对准胡风，和由他著文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至此，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烟腾雾罩的所谓“两个口号论争”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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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是沉默了，但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也都陆续在《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上发表；《夜莺》还出了一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徐懋庸和周扬的文章一发表，同类的文章也就纷纷出现在《文学界》、《光明》等刊物上面，以及于日本东京《质文》；《文学界》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比之对方，攻势愈加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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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冯雪峰觉得很棘手，甚至有些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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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风的文章还未发表以前，文艺界便已经引起了有关新口号的各种议论，有说口号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的，有说胡风提的口号是陕北来人批准的，有说是请示过鲁迅的，不一而足。“国防文学”派的文章有许多反对胡风的话，其中有不少是针对鲁迅的。这样，他，还有鲁迅，便同胡风的名字一起，被连带扭到两个口号的纷争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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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任务本来是搞统战工作的，结果是分裂和对立的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撒手不管已不可能。作为调整手段，除了压胡风以外，就是通过王学文，或者茅盾，劝告周扬从根本上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不要再散布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之类的话。对于口号问题，也从原来的立场上退了一步，试图采取正确解释“国防文学”口号的办法，以期达到和新口号同样的目的，于是提出两个口号并存一说。最重要的是，借用鲁迅的威望，动员鲁迅正面发表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无论如何，鲁迅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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